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余远辉被调查的消息发布后，引发外界对中纪委反腐打虎的新一轮关注。而这源于他落马之前，曾一度对外放出要以“提头来见”的气魄和担当，奋力打造“花样南宁”的狠话，此言一出未过多久，余远辉就应声落马，颇有点一语成谶的意味。而中共官媒更是以罕见的报道形式起底了余远辉的为官人生，其中意味深长地将其与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前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相比较。
5月23日，《北京青年报》发表一篇名为《余远辉栽在哪里？秘书长魔咒还在继续》的评论文章，文中指出“梳理余远辉的履历，能看出几个特点，一是团的系统出身；二是当过秘书长，这和令某某多少有点类似。”文中还重点提到，“秘书长是仅次于政协副主席的高危岗位。”对于此番评论文章在大陆媒体中甚是少见。虽然，此文经出，一方面让当下反腐舆论的风暴眼上，“团派”再次成为众人关注焦点；而另一方面，对于“秘书长”魔咒的悬而未解则依然是中共反腐首当其冲的难题。
反腐遭遇“团派”阴谋论
自1989年至2012年中共十八大，无论是海外时评还是大陆的传闻，皆将中国政坛分为“太子党”、“团派”、“上海帮”三大派系。而在十八大时，诸如此类的分析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有分析人士认为，团派被推至舆论的浪尖有两个“重要节点”，一是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台的中共前任总书记胡锦涛，那时以胡为首并且以有共青团工作经历的中共官员们得到重用；根据媒体的统计，仅以2013年3月两会作为时间截点，中国大陆31个省份中，担任省级行政区党委书记、省级行政区政府首长的同属共青团出身的人物已25人，在经由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表决通过的李克强内阁的25位部长中，其中有7人曾有共青团工作经历。
第二个时间节点则是在去年冬至时期，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落马。在其落马之后，关于坊间对其的猜测也纷至沓来，其中一条就是中共对团派势力的打压。因为令计划就是一位“根正苗红”的团派系统官员。这两个对于团派能算的上是“重要的时间节点”曾一度使“团派”深陷在舆论漩涡的中心。
如今，时隔半年，当余远辉落马，被起底的官海人生确实与令计划有着几分相似。譬如，同样都是在落马之前发表“重要言论”，余远辉对外公开发表讲话表示要强力反腐；令计划在落马前的几个月曾频露面，而且在落马的前一周还在党媒《求是》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全文至少16次引述习近平的讲话，当时被指罕见。但最后二人都是“时隔不久”被调查。对于二人的“身份”也是有相同的之处，都是“团系统出身”且二人“当过秘书长”。鉴于此，不少媒体开始伺机而动，认为如今余远辉的落马即是又掀起中共对团派的打压。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众所周知，去年山西官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地震”，其中众多有共青团经历的山西官员例如梁滨、申维辰、白云等纷纷落马，省委书记袁纯清也因视察失职败走。这系列情节串联起来，勾勒出了山西作为团派重要“据点”的图景。当然，这一据点已因反腐而土崩瓦解。有观察人士认为，官媒撰文含沙射影的借余远辉的落马炮轰“团派”似而有些不妥之处。分析称，其一，从中共全面整党并且重构官场生态和人事组织体系的大背景下来看，团派并不完全是一股清流，遭到反腐波及才是正常现象。其二，共青团作为中共“根正苗红”的青年干部培养组织，自其诞生之日起就背负着为中共输送“新鲜血液”的职责，是中共党内最为正式的官员接班梯队。另外，中共各级官员年轻的时候几乎100%都曾是共青团员；而且曾经做过共青团干部者多为青年才俊，就连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当年也曾8次递交入团申请书并如愿入团。所以，面对而今有观点认为中共现今反腐是在打压团派是有扑捉风影之嫌疑。
况且，如前文所述，当“团派”遭受到外界的质疑声时，与之而来的则是“秘书长”一职，这也因于当下中共面对的反腐困境依然未得到解决——“秘书权力”不受制约，不受监督的问题正阻碍着中共反腐的脚步。
反腐遭遇“秘书困境”
《楚辞?惜往日》：“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对今天意义上的新型秘书，那是进入民国以后的事。但不管如何变化，“秘书”始终以其与上级的关系和对“秘密机要”的掌握而有种“神秘”的力量。如今，大陆多地要求取消专职秘书，因为一些秘书疑成贪腐掮客。众所周知，“掮客”就是替人介绍买卖，从中赚取佣金的人。因此，有观察人士分析认为，其一，从权势看，以高级官员为界，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军委五套班子中，均设有秘书长，负责‘上传下达’、‘下传上达’等协调工作，‘有多少首长就有多少秘书长’。其二，表面上看，秘书长只是中间人，但因为首长对具体事情不可能面面俱到，这给秘书长们很大的权力空间，由此而生的权力寻租也屡见不鲜。
毫无疑问，一个弱势的权力核心必然造就一个强大的辅助系统，这是过去两届权力核心的阵痛。因此，这也是之前令计划落马的来由，它与周氏掌控的情报系统，共同构成了强大的室密权力，并形成大规模私有化。只能说是一场反腐的开始，而非结束。
然而，令计划的落马还加剧的中共反腐对于“秘书帮”的调查。毋庸置疑，盯紧秘书长，有着深刻的政治意涵。这些年来，落马的秘书不少，像是“河北第一秘”李真可，他“分享”其领导的决策权，有能力左右官员的升迁。有位老干部揭露，李真在位时，让谁当厅级干部，写个条子就能解决；让谁当处长，打个电话就行。在中共十八大以来查处的高官中，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四川省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永祥、中石油集团原副总经理李华林都曾担任过高官的秘书。不难发现，这些秘书之所以落马，跟其上级领导或曾经的上级领导对其的放任、纵容、关照有关，让其有恃无恐。
分析人士称，首先，秘书长不仅是政商勾结的最可靠渠道，其自身还是官场的“潜力股”，因而最值得重金投入。其次，秘书长岗位的危险性，与它的重要性、与其权力的弹性几乎是同构的。最后，从政治生态的角度看，管好秘书长确实是监督和制约权力的重要一环。
在去年5月8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视察中央办公厅时发表重要讲话，他提出的“五个坚持”中，就包括“坚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其实细观之下，他的一番话也是说给各级秘书长听的。由此可见，如今中共反腐打虎未停，可摆在其面前的依然是“秘书长”这个难题。不过，对在任秘书长的政治重塑和作风再造已提上日程，而余远辉的落马，也更似乎证明了中共反腐败深入另一个新的层次。
最后，借用古语常言，藤与树相拥相抱的生命结合，其实更是一种两败俱伤的生死相搏。该如何根治 “秘书长”的滥权与专权，还政治生态一幅清澈，则是中共接下反腐目标的侧重点，亦是重新塑造中共政坛官员清风的一道必经之路。 (楚文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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