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香港政治前景不明

　　周四，香港立法会泛民主派议员在否决新选举方案后在议事厅里。　Bobby Yip/Reuters

　　他们这么做，在围绕香港未来展开的斗争中，重新划出了一条战线，并且可能让这座城市的政局进入了一个更为动荡的时期。

　　遭到否决的议案，允许民众在2017年从两三名候选人中选举产生香港的下一任行政长官。但候选人需要得到一个委员会的提名，而掌控该委员会的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

　　但在由70人组成的香港立法会(Legislative Council)，该议案只获得了八张赞成票。这一转折突显了，这个自由放任的前英国殖民地，在1997年接受北京的威权政府统治以来尴尬的政治局面。中国领导层在立法会的盟友也在最后一刻犯了一个错误。

　　立法会的泛民主派阵营一致投票反对该方案，称候选人要先经过北京筛选，才能出现在选票上，这歪曲了普选的原则，仿佛是前苏联等列宁主义国家，或眼下中国其他地区举行的毫无意义的选举。

　　立法会中支持北京的建制派称，有一些进步总比完全没有好，并表示香港应该抓住历史机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唯一的，允许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选举领导人的城市。

　　然而，建制派做出了一个令人难堪的失策举动。这意味着实际上只有八名议员给该议案投了赞成票。表决前，其他建制派议员离席，试图迫使表决延迟15分钟再进行，好让其阵营的一名高级成员回到议事厅。但他们的举动失败了。

　　无论如何，该法案被否决都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它需要得到立法会至少三分之二的议员赞成才能得到通过，而28名议员投了反对票。其中27人来自泛民主派。

　　极力反对北京提出的选举方案的人士，包括去年大规模街头示威活动的领袖，也并不开心。

　　周四，18岁的学生领袖黄之锋(Joshua Wong)在立法会外表示，该方案被否决“没什么值得庆祝的”。他成了抗议活动的代表人物。“我们击败了一个虚假的选举方案，但要想获得想要的选举，我们还得变守为攻。”

　　北京提出的方案向公开选举迈出了并不充分的步伐。泛民主派议员否决该议案是在进行一场巨大的赌博。实际上，他们是在赌自己能做得更好，能想方设法说服中国领导层，或向后者施压，使其向香港赋予更多权利。

　　但考虑到香港看上去几乎无意再举行去年那样的群众示威，至少可以说前景并不明朗。去年的示威活动让香港部分地区陷入瘫痪，引起了全球的关注，但还是未能迫使中共领导人做出任何让步。

　　去年在许多帐篷组成的临时营地里，学生们占领香港市中心长达数月，但他们当中鲜少有人在场见证周四的投票。这似乎突显了民众对街头抗议的厌倦。在周日举行的一场反对该议案的集会上，参与者也远远低于预期。

　　与此同时，泛民主派议员还让自己遭遇了新一轮攻击，因为他们拒绝了香港所能得到的最佳待遇。

　　表决结束后，亲北京的《大公报》(Ta Kung Pao)撰文称反对该方案的人是“千古罪人”。香港现任领导人梁振英(Leung Chun-ying)指责投反对票的议员“令500万名符合资格的香港人不能行使选举行政长官的民主权利”。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保留了很大程度的自治，包括拥有独立的法律体系和健全的公民自由，因为在这个前殖民地在1997年回归中国之前，中英两国签订的协定对此做出了保障。

　　立法会的辩论充分展示了这种公民自由。一位议员提到了北京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镇压抗议的事件，另一位议员毛孟静(Claudia Mo)说，共产党在香港的代理人是“暴徒”。这样的说法如果出自几英里以北，广东省的某个中国公民，他就可能会有牢狱之灾。

　　但是要从北京警惕的共产党领导层那里争取投票权，香港的民主运动还面临着漫长而严酷的斗争。中共领导层称，去年的抗议活动应归咎于外国势力在香港的代理人，他们企图破坏中共在内地65年的统治。

　　亲北京的香港政界人士说，中国政府看到其首选的计划被否决，也不会给出更加慷慨的条款。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也表达了同一观点，它在表决之后报道称，政府不计划重新考虑它对香港选举施加的限制条款。

　　但是北京采取这种强硬的做法也是有风险的。公众的不满情绪越积越多，并且政府已经疏远了香港的很多年轻居民，这可能会造成长期的问题，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自己看成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

　　内地人来港旅游、移民和投资，也引发了香港公众的愤怒以及日益激烈的“本土派”运动。

　　两个阵营的议员都说，他们想把关注点放在其他议题上，如贫富差距，以及香港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但选举纷争中暴露出的分歧，可能会让政府难以通过重要的立法。

　　在香港殖民时期，香港总督由伦敦任命。不过，根据这座城市的小宪法《基本法》，北京承诺让港人普选行政长官，候选人则“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

　　这种做法原本预期会在2017年开始。现在由于北京制定的选举方针流产，香港市民最早可能投票选出领导人的时间将是2022年，而在那之前必须经过一个涉及公众咨询的漫长过程，并且需要遵循中国立法机关颁布的方针。

　　一些经验丰富的香港政界人士说，最好的方式可能是对目前负责筛选行政长官候选人的1200人委员会，进行渐进式的改革：对于谁能进入这个委员会，让更多的人拥有发言权，并改变其结构，让它更能代表香港社会。

　　陈方安生(Anson Chan)曾在最后一届殖民政府和97后的第一届香港政府中，担任二号行政官员。她说，这种改革无需经过北京的中央政府同意。

　　该委员会目前的代表性很差，而且往往按北京的意思行事。在高度城市化的香港，早已被抛弃的稻田无人耕种，无主的水牛在田间漫步。然而在2012年，这个委员会上一次选举行政长官时，渔农界是最大的委员分组之一，在上次选举中有60人，远远多于36名代表金融行业的委员，而香港是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

　　“未来几个月，我想我们大家都应该集中精力，思考本地立法中可以做些什么，从而让选举委员会更容易被人接受，”陈方安生在电话中说。“我们只需要努力推动车轮，让每个人都前进。”

　　作者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是《纽约时报》记者。　　Crystal Tse和王霜舟对本文有报道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