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戴河会议即将召开，人事更迭成为外界对本次会议的关注焦点之际，官媒《人民日报》7月22日在4版发文再谈官员“能上能下”引发各种猜测。而此前的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明确提出了“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将官员能上能下首次法规化，已经被专家称为“中共干部体制的关键转折点”。
这种转折是否会对今年北戴河会议的人事商讨产生决定性作用，我们不可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第五代领导集体的执政“新常态”下，对于中共官员而言，每个人的官途曲线已然开始发生转变。
人事旧制度留遗患
有这样一则故事：有一个车夫养了三匹马，名字分别叫做：遗憾、忧虑、信念。每天他都带着三匹马去拉货。后来他发现这三匹马拉货越来越少，走路越来越慢。车夫便去请教智者，智者要他赶紧将那两匹叫“遗憾”和“忧虑”的马杀掉。尽管车夫不解，但还是照着智者的话去做了。结果后来一匹马的效率，比原来三匹马的效率还高。智者说：“你原来给‘遗憾’和‘忧虑’喂的草料，比给‘信念’喂的草料还要多，所以‘遗憾’和‘忧虑’长得膘肥体壮，‘信念’却瘦弱不堪。但是，‘遗憾’习惯往后看，‘忧虑’习惯左顾右盼，真正能让你成功的， 只有‘信念’喜欢朝前看的‘信念’。”
将这个故事投射到当今的中共官场，我们可以认为，在领导干部的岗位上，庸者、不作为者其实就是故事中的“遗憾”和“忧虑”，如果不能够及时“拿下”，那么中共的官员队伍就会“稳定”有余而活力不足，长此下去不仅贻害民众，更影响中共执政队伍的素质和能力。
从苏联时期开始，相较于西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在人事体制上有两个典型的特点，一是“干部任职终身制”；二是“能上不能下”。鉴于这种人事制度的弊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亲自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然而“能上不能下”的问题依然存在。即使是在实行官员问责制之后，被问责的官员通常也只是暂时调离岗位，过几年“复出”之后，又可以担任同级别的领导职务。
例如2008年 “三鹿毒奶粉”事件而被免职的石家庄市市委书记吴显国、市长冀纯堂、副市长张发旺目前均已复出。5月13日，吴显国以“省政府党组成员”身份出席当天河北省政府党组会议。其他诸如2008年“4•28”胶济铁路特别重大交通事故、2010年“11•15”上海胶州路大火等事故被免职的相关官员，也都出现了“集体”复出现象。
这样的官吏机制，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共作为执政党的外部形象。以至于到了今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从严治党”和“反腐败”仍然被部分观点视作一种“选择性执法”。
习近平官场立新规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高层也曾多次强调建立能上能下制度的重要性。诸如《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要求“人尽其才、能上能下”；2010年3月，时任中组部部长的李源潮在《求是》上撰文要求建立健全干部退出机制。但是由于缺乏推行力度， “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
6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直接将官员“能上能下”问题法规化。显然，和反腐一样，这一届的中共领导层决心要打破这一困扰执政党多年的困局，开始在官场人事体制上动真格了。根据习近平上台近三年的执政风格，这种突破必然会有足够的前期准备和铺垫。通过资料检索，证明事实确实如此。
“要着力强化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用人导向”。今年5月的深改组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再次强调自己的用人原则。据统计，习近平上台后的一系列讲话中，超过四十次使用“担当”一词。“敢于担当，勇于作为”成为现在官员任用的最重要条件。这种用人思路，不仅在习近平的公开讲话中多次体现，更是通过中央政策的密集出台，在行政法规上逐步推进。
随后，中组部和中央办公厅密集印发了诸如《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新版《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意见》、《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等系列中央文件。
清党吏治撬动官途
与此同时，广东、浙江、安徽省低调试点，开始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官员，并先后出台了各自的“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领导干部办法”。今年6月27日，《新京报》也称北京市委十余名局级官员的职务将发生调整，包括几名政法系统官员将从“领导”职位调任“非领导”职务。这种地方政府对官员“能下”的试运行，显然是为了中央新的吏治法规出台作准备。
其实，在针对官场的吏治进行大力调整之前，中共已经针对党员的质量进行大力清党。继2012年5月山东寿光、2013年9月浙江桐乡先后试点党员“净化工程”后，湖南、贵州、福建、广东、贵州、内蒙古、山东、河北、江苏、重庆陆续启动，“清党”试点在中国大陆范围内成风。2015年6月29日，中组部对外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共发展党员205.7万名，较上一年减少35.1万名，降幅为14.6％。显然，中共发展党员增速继续放缓，结构不断改善。
和反腐同步进行的清党和吏治，虽然并未在舆论界引起如反腐一般的反响，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包括清党和吏治在内的执政党自身管理体系的现代化其实也是这一目标的重要环节。出台“能上能下”试行规定，意味着中共自身的人事体制正在进行“现代化”转型，中共正在借鉴现代的管理学理论、包括用企业管理的思路重塑自身的人事体系。这种转变必将对中共的官场人事体制产生重大的撬动效应。
首先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有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要“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问责制，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干部“能上能下”被要求予以“推进”。(王新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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