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媒意外泄天机 令计划与薄熙来的隐秘关系

曾经的“大内总管”令计划一案终于到水落石出之时。北京时间7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令计划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令计划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值得注意的是，通报中指他严重违反“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组织纪律、保密纪律”。尤其是政治规矩一词，未在周永康案、徐才厚案等大案中有所提及，而且界定比较模煳。但是种种迹象都表明，令计划真正的问题，正是中共难以言明的“结党谋权”一事，这是令案最核心的实质，是中共因为认识到令计划的问题后量身打造的字眼,也是党内最大的政治规矩和容忍底线，令计划却恰恰违反了。

政治规矩是习近平在2015年的“新提法”。2015年1月13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及“政治规矩”。他提出，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3天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习近平进一步提出，“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一条根本的政治规矩”。“政治纪律”是党内常态话语，经常被提及，但“政治规矩”的提法则比较罕见。可以说从那时起，“政治规矩”就成为了理解中国政治思路的一个关键词。

对“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明确规定，包括“在党内以组织秘密集团等方式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但全文没有“规矩”的字眼。我们抛开官样文章对这个字的注解，一言蔽之，令计划所违反的政治规矩就是对权力有了非分之想，甚至付诸于了行动。

之所以下如此定论，原因有四:

其一，就是令计划组织“西山会”的传闻。

虽然从毛泽东开始，中共领导人对于“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危害一再强调。但是当下中国政坛之上，山头、宗派依旧出现死灰复燃之势。目前关于“西山会”的信息少之又少，如果传闻属实，可以确定的这是一个松散的，有组织者的政商联盟。其组织成员都是“由进入或候补进入中委的晋籍官员组成。除了官员，只有个别获得身份认可的同籍商人，才能拥有埋单的资格”，联系方式“以不低于三月一次的聚会频率保持联络。每迎聚会，会有豪车负责接送，手机、秘书、情人必须隔离”，目的则是“权力晋级”，彼此扶持、提携。罗昌平在《打铁记》一文中的这些描述，无疑让公众将“西山会”与《达芬奇密码》中“郇山隐修会”一类的组织划上等号。隐身幕后，却似乎具有操纵政局之能。

西山会今日虽未成气候，但是如果真如罗昌平所言，西山会出现在十八大之前，作为“党鞭”的一名主要成员召集了三次拉票饭局，并将范围扩大至西山会以外的旁籍人员情况的话，那就表明“西山会”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同乡会，而是彻彻底底的有政治企图的“山头”。而这或许就是让令计划东窗事发的直接原因。

其二，十八大前中直机关票选结果透露，令计划可能为了上位进行了私底下的拉票行为。

浸淫政治多年的令计划虽然看似木讷，不苟言笑，但绝不意味着他缺乏“政治抱负”。中共借助票选，最终确定习近平与李克强的新领导班子。这一“破天荒”的举措，在组织决定和高层任命之外开启了另外一道门。也于是，有政治图谋的人往往认为自己有了政治运作的空间。薄熙来的以“政治秀”搏“民意”图闯常委案例就是最好的解读。令计划不仅看到了这一点，更明白自己“中办主任”的优势。十八大前的代表选举时，令计划开始了自己的政治试水。2012年6月份，中央直属机关票选十八大代表在中直机关选出的108名18大代表中，中央提名三人，中直38个单位选出105人，令计划全票当选。当时官方媒体在报道中央领导人当选18大代表的新闻中，用词考究，政治意涵耐人寻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只有在江苏当选的胡锦涛和新疆当选的周永康为“全票当选”；而温家宝在天津当选、李长春在四川当选、习近平在上海当选以及李克强在山东当选的新闻中，均未强调得票情况，仅用“当选”。

这种拉票行为，就恰恰无视了习近平在谈论政治规矩时强调的那种“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经过实践检验，约定俗成、行之有效”的做法，对号入座，恰如其分。

其三，最为重要的是，一向谨言慎行的官媒，这次也毫不避讳这种态度，隐晦的表达了令计划之所以落马，是因为他触犯了“政治规矩”，就是在十八大前有了一些让高层震怒的政治行为。

7月21日，《环球时报》刊发文章称，“野心和私欲极度膨胀断送了令计划”。文章中用了“做人要有底线，要有敬畏之心，一个人无论有多少权力，都不能忘乎所以。然而令计划显然突破了做人做官的基本底线，对党纪国法给予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藐视。”“令计划身居高位，拥有的权力和接触的信息比常人多得多，本应有更广阔的视野和胸怀。但他显示的却是对权力很低俗的迷恋和迷信”等言论。

试想，周永康、令计划全票当选，而作为下一届总书记和总理人选的习近平、李克强仅仅是“当选”，意味不言自明。如果让态势继续这样下去，中共中央对令计划和周永康即使内部调查有收获也可能很难公开表态，而令计划则勾结周永康，利用票选“民意”，挺进政治局。在刚刚拿掉一个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之后，届时再“动”令计划，将难上加难。有政治分析人士指出，受益于“票选”的习近平却在谈干部选拔问题上反复强调“绝不能以票数作为衡量优劣的标准”，意义也在于防止这种操作。

薄熙来在受审的证词已经显示，习近平、李克强“继位”是十七大时中央决定的，当时薄熙来是公开否认了坊间所说他要篡夺总理的传言。如果说薄熙来尚且是否认，那就很难说令计划是没有这个野心了。在中央已经有了决议的情况下，还试图推翻这个决议，总是会让人想到周强和最高法曾说的那句“非组织政治活动”。而这，或许就是《环球时报》所说的令计划没有“敬畏之心，忘乎所以，对党纪国法给予了藐视”。

其四，从时间点上，令计划违法乱纪，破坏政治规矩的高峰期是在薄熙来案审判后到十八大前，也证明了令计划祸出“结党”的判断。

回到《环球时报》那篇替中央发声的文章。文中有一句很刻意，也是此前媒体没有报道过的，就是“在他严重破坏政治、组织、保密和廉洁纪律，触犯国法的高峰期，薄熙来刚出事不久，前车之鉴何其昭昭，但他却煳涂到继续我行我素。”

薄熙来何时出事？2012年3月份两会之后。

令计划是什么时候被证实了从政治角逐中出局的？十八大后从中办主任调任到统战部长。

也就是说，令计划“出事”并被中央发觉的时间时从2012年3月到2012年11月之间。

在十八大前的关键时刻，作为中办主任的令计划，难道会在这段时间里面进行贪污受贿吗？显然不是。贪腐，不是短期一段时间内的行为，是长期、日积月累的。他的家人依靠令计划的权力敛财，也不会是在这短短几个月里。

令计划是2014年12月落马，而习近平提出政治规矩并接连在中纪委五中全会这政治局会议这样的重要场合强调的时间则是2015年1月，是否是高层在认识到了令计划问题实质核心是什么后而对其“量身打造”的总结？

那这段时间“违法乱纪”的行为，最有可能的，就是政治行为，是以十八大为目的的不遵守政治规矩的行为。关注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整个2012年是中国政治事件发生的高发期，从王立军，到薄熙来，从九变七到常委名单更换，从政治元老频频现身到胡锦涛裸退，那段时间的政坛可谓是熙熙攘攘。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关于令计划有可能进入政治局甚至入常的传闻在大街小巷开始流传。是否意味着，在薄熙来事件之后，令计划有了危机感，因此能够在其子令谷因车祸身亡后的第二天，仍然面无表情的出席会议，为自己的政治生面开始了最后一搏，利用自己多年在中办的职务便利，获取大量核心国家机密，并动用西山会和自己在中办的政治力量进行拉票，以图在十八大后上位。但是伴随周永康落马和习近平的强势继位，令计划所有图谋功亏一篑，最终黯然前往统战部，最然刊文力捧习近平以亡羊补牢，但终因所犯事大，最终在劫难逃，身陷囹圄。

与徐才厚，周永康不同，以往落马的中共高官都是传统意义上的“被查”，多是因为贪腐，钱色而晚节不保。但是令计划不同，他就如同中国历朝历代的野心家一样，具有极大的政治野心，平时低调内敛，不显于色，但是多年布局，目标明确，对上下级分明的政治规矩不放入眼中。这种人的存在对于近几十年的中共而言都是“特例”。令计划是一面镜子，他让中共乃至民众都看到了不同以往的一种类型化的政客存在。有一个令计划，中共尚且能够对付，如果出现了多个，任由“结党”扩大化，每个人都报了“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的心态，会不会就由此再度陷入“党争”的陷阱，恐怕是一个可能性极大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官媒对令计划的评论如此不同以往，以及高层要为令计划量身打造“政治规矩”的原因。(王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