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陆媒体热炒官员腐败与官员出身的关系，有些媒体称腐败官员中“穷二代”居多，有些则称“红二代”很少腐败。一时之间官员出身成为了热议话题，好像是回到了“家庭成分定未来”大流行的文革时代。其实若仔细观察，这些文章的源头都和同一家杂志有关，那就是《南风窗》。再加之某些所谓“红二代”煽风点火，此论“风行”似乎并不简单，甚至蕴藏着“猫腻”。
风起《南风窗》 1966年文革启幕，被认定为地富反坏右分子的遇罗克曾以《出身论》炮轰当年“左”的思潮主导政治身份认定现象，导致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一等，甚至被剥夺了背叛自己的家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参加红卫兵的权利。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
穷二代与官二代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8月3日，《南风窗》杂志一篇《从郭伯雄看‘穷二代’落马官员的心路历程》引起热议。该文虽无直接点明，但其露骨言辞昭然，可以让人清晰地嗅闻到唯出身论、唯血统论的痕迹。只不过时过境迁，彼时的“穷二代”翻身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南风窗》是什么？《南风窗》是一家广州日报集团旗下的双周刊，以刊发严肃新闻为主，号称中国四大新闻期刊之一，擅长独家策划。该刊虽号称四大刊之一，但先被《新周刊》超过，发行量上又落在了《财经》后面，更遑论和《半月谈》之类的有直接官方背景的杂志相比了。
无论外界评论还是他们自称，《南风窗》都是擅长独家策划。从现有的现象分析，“二代之争”不见得是《南风窗》刻意为之，甚至挑起这场纷争的作者也不一定代表《南风窗》本身立场。但是作者贩卖“出身论”、“成分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逻辑却是不争的事实。这若不是作者无知，便是其别有用心。
红二代的分化
紧接着，第二天环球网转发开国少将之子蔡小心的采访，称红二代很少因贪腐落马，将“二代之争”推向了高潮。以往虽有红二代发声，谈及腐败问题，称红二代由于受父辈熏陶不易腐败。但这都是零零星星的个体言论，像叶剑英之女叶向真、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徐向前的儿子徐小岩等，他们称“老一辈有为人民服务的信仰”，“受父亲熏陶，我无法理解他们的腐败行为”。这些零散的言论，最多在海外媒体上偶有报道，且并无贬低“穷二代”之意，在大陆舆论界鲜有关注。
在世人眼中神秘的“红二代”，实际上早已分化为不同的群体。他们祖辈建功立业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仍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但大部分人已远离权力中心，或者从商，甚至成为平头百姓。彼时的社会关系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淡漠，但某些身为商人百姓的红色后代，仍然有进取欲望，渴望站在时代的前沿，迫切需要红二代这个身份的认同。
声称“红二代不贪腐”的蔡小心可能就是如此。他父亲蔡长元最高职位是省军区政委，并且在1967年就因病离职。蔡小心1976年出生，此时蔡长元已年届60岁，蔡小心出生后蔡长元复出，“自愿到陕西省军区任政治委员”。蔡小心并未从政，几乎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人物，但他在微博频频爆料，发起西路军后代联谊会，联络红二代，颇为活跃，似是有些不甘寂寞。
此外，习近平2006年在北京与儿时伙伴聚会，会中一人是胡乔木之子胡石英。据传习近平接任国家主席后，胡石英拿着聚会合照四处招摇，还上传到网上，此举招致很多红二代的批评，认为他有“拉大旗做虎皮”之嫌。
或为政治理念的实现，或为功名利禄，红二代已经分化为不同的群体。在“关系社会”的中国，人脉似乎特别的重要。而随着时间变长，远离政治舞台的红二代和红二代官员渐行渐远。这些人若想“曲径通幽”，或者实践政治抱负，迫切的需要“红二代”这个身份的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这些逐渐远离政治中心但却历史上靠近权力中心的红色后代不排除有重新回到权力中心的冲动和长期意愿，而恰恰是当下被贴上“穷二代”标签的官员的落马提供了一个令他们“骄傲”的参照或者说理由，贩卖红色“血统论”不过是他们的一种“小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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