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5年，早在福建副省长任上时便踏足雪域的习近平召集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从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到“对达赖集团斗争的方针政策不动摇”，所谓“六个必须”所释放的新内容似乎并不多，流亡藏人便随后回应“跟以前没有多大的变化”。但在措辞讲究的中共话语体系中，遣词用语可能透露难以察觉的区别。有熟悉西藏事务的人士分析，与其说是“要求”，毋宁说是反思，“六个必须”透露习近平对藏区法律问题被当做民族问题处理、执政党认同薄弱、藏人官员“政治不坚定”统治遭遇削弱等三大问题上的“焦虑”。
为什么总是民族问题？ “民族身份几乎都被列为第一表征，……造成我们一些地方不同民族身份的人之间发生点什么事，很容易就上升为民族问题，而成了民族问题，法律的效能往往就会打折扣，解决办法或者偏向于对特定民族成员采取防范措施——其后果是引发有关少数民族人群不满；或者偏向于妥协迁就、花钱买平安——其后果又往往是引发内地人群不满。我们社会原来很‘皮实’的民族关系反而变得越来越敏感，有的时候成了易碎品。”
全国政协民委主任、原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曾在今年5月对话藏人作家阿来时发出上述抱怨。尽管之后朱维群的相关论调遭当局喉舌炮轰，但是多年奔走民族地区并曾主持后期流亡藏人谈判的朱维群显然披露了一个现实：在法律地位上，尽管名义上汉藏平等，然而实际却未必。
在很多观察人士看来，正是由于民族问题的敏感性，汉人一旦与藏人之间发生冲突，便至少不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地方官员往往为了避免矛盾激化，宁可息事宁人。而事实上，不独藏人，在处理涉及维吾尔人等案件上，类似首鼠两端的顾虑同样存在其他地方官身上。
2014年12月底当局曾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不能把涉及少数民族群众的民事和刑事问题归结为民族问题，不能把发生在民族地区的一般矛盾纠纷简单归结为民族问题。当时，新疆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吐尔文江·吐尔逊亦指，明明是法律问题，依法处理即可，但是却往往以民族问题来看待，按照政治的方式来处理。这就导致对于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的认识、理解，在不同地方由不同人执行时，表现出不同的结果。而这种不同结果又使得公众认为有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偏袒少数民族。这种认识进一步加深了民族间矛盾。他更称，涉及少数民族的民事或者刑事问题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现，涉及民族因素的冲突事件也不会仅限于民族省区。盗窃就是盗窃，哪个民族都一样。别把什么都和民族问题扯一块儿，我们只需抛开在涉及少数民族问题上的泛政治化思维，……
在此次持续两天的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20字原则被视为十八大后中央治藏策定调。依法治藏虽非首次，但此次定义相当清晰，“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在“宪法”地位，二在人人平等，不得不说这是中共高层思虑现实再三、直击要害的结果。
从四个认同到五个认同
“必须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习近平在此次“六个必须”的表述中将“四个认同”增加一个对中共的认同，扩展为“五个认同”，而这一个认同只差也不仅仅是文字游戏，而是凸显包括习近平在内的又一焦虑。
一般来说，尽管新疆、西藏的民族问题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在强化身份认同上，中共遵循了统一的思路，“四个认同”始终是历届高层关注的重心。去年，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依然沿袭之前“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但十八大前中共在藏区强化“九有”工程，派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4领导人画像进寺院，当时这种强硬灌输官方意志的动作曾触发相当的争议，甚至体制内人士亦认为此法不足取。
作为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宗教领袖对于民众的号召力不言而喻，数十万喇嘛更是难以摆脱达赖喇嘛的影响。然而，达赖喇嘛被中共定义为“叛国者”，期间信仰与现实的撕裂考验每一个藏人，从相当意义上说，正如西藏高官所言，中共与达赖喇嘛之间确实存在一个争夺人心的斗争，尤其是对年轻人群体的争夺。习近平看到了这是人心之争，也即是心向何方？是达赖喇嘛还是中共？
基础不稳
今年1月份，西藏当局曾披露消息称，15名西藏官员因为向达赖喇嘛提供情报而被查。当时的报道称，西藏有15名官员因严重违反政治纪律而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中央第四巡视组此前向西藏反馈巡视情况时，巡视组组长叶冬松宣布，发现自治区政府中部分官员有严重贪腐行为，某些党员干部不坚守政治立场。维稳工作还需加强，并要对“追随十四世达赖集团、参与支持分裂渗透破坏活动的党员干部，依法依纪从严查处。”“政治立场不坚定”固然是上述习近平所焦虑的人心问题，但是这15人并非普通民众而是国家工作人员被“策反”，这表明形势要严峻许多。
其实，这仅仅是当局公开承认的一个最严重的案例。此外敏感时间点，中共对西藏地方的控制薄弱更会显而易见。2012年年初，西藏当局曾发出了严格执行春节藏历新年及3月份期间有关规定的紧急通知，要求全体干部全力以赴维护西藏稳定。并称对擅离职守干部“一律先就地免职，再视情给予纪律处分。
然而，1月初西藏党委常委会宣布，对维稳督查中被发现犯有脱离岗位、“玩忽职守”错误的达瓦等4名干部处以免职处分。达瓦等4人驻村工作组在没有得到同意和批准的情况下自动回拉萨过年，脱离岗位14天。日喀则地区萨迦县政府执勤人员不认真盘查外来人员，拉孜县公安干警工作时打麻将赌博睡觉，萨迦县公安局副局长和拉孜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被就地免职。
由此可见，中共在西藏的社会管理远没有想象中那般风平浪静、固若金汤。藏族官员同样出身于同情达赖喇嘛的宗教色彩浓厚的家庭，而在维稳处变时很难确保基层人员不参与宗教活动，坚守维稳岗位，一旦出现诸如自焚之类的突发事件便很难保证基层安全保障有效运作。习近平说“必须加强各级党组织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巩固党在西藏的执政基础”，可以说并非空穴来风。
总之，习近平的“六个必须”显然并非毫无变化，而20字原则也不可能是简单总结，它实际上的含义远比表面看起来更丰富，更有中共高层的现实危机藏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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