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绩伟出生于四川威远县界牌场殷实乡绅之家，先后就读川南师范、华西大学协和高中（英国浸礼教会主办）、四川省立一师、华西大学（美英加等国教会联办）数学系、四川大学政经系，1937年秋退学（仅读一年），10月首批加入成都“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年底转党，1936年开始在成都主编左翼报刊。1939年底，胡绩伟奉命赴延，任《边区群众报》总编，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1945年调任《解放日报》采访通讯部主任，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社长；1949年任西安《群众日报》总编；1952年底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胡绩伟属于他那个时代的人尖儿，长得很男人，什么样的对象找不到、不好找？可他偏偏爱上嫡亲堂姐。
堂姐胡德辉（1912-1992），比胡绩伟大四岁，乃其大伯父次女，毕业于成都职业中学化工专业。两人除了青梅竹马，主要在家庭事务上二姐常常出手帮扶弱弟胡德恕（胡绩伟原名），纯天然形成的“姐弟恋”。胡绩伟15岁那年，因为向二伯父讨要供读高中学费成功，姐弟俩喜极拥抱，“我们是那样的快乐，这快乐使我们忘却了一切，我们很自然地脸贴着脸，嘴对着嘴，亲吻起来。很快，二姐感到不对，在我怀中挣扎……从此，少年的我，陷入对二姐的深深爱恋之中”（《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
拥吻事件发生后，姐弟情感发生质变。胡绩伟寻找一切可以单独接近二姐的机会“发起冲锋”，二姐总是推开，制止但温柔，从不发怒斥责，只是叹曰：“傻三！”（胡绩伟行三）“这更使我心里燃烧起炽热的爱火”，少年胡绩伟虽然明白堂亲相恋有违道德，不允许结为夫妻，但不明白违背这项规定的严重后果，即不明白血缘太近影响遗传。
1934年，二姐应聘东下宜昌中学任教，临行前两人冷静分析“形势”，二姐劝三弟早日觅侣，三弟也劝二姐早日成家，祝她找到如意郎君。半年后，二姐与宜昌中学的同事黄觉民结婚，1935年一同去了北平，想在那儿读大学。胡绩伟得讯，心情十分矛盾。他一方面为二姐高兴，信上祝愿他们恩恩爱爱、白头偕老；一方面十分痛苦，将思念与爱恋深埋心底。1936年夏，二姐夫妇回到成都，生下一子，“我们在表面上是很理智的，但我们还是偷偷地抱头痛哭过。我责备她不该不同我打个招呼就决定结婚。二姐说，我们是堂姐弟，是不能结合的”。劝三弟另选中意姑娘，不要再为这场没有希望的爱情守夜。（《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
本来，故事应该至此结束，偏偏二姐家庭生活并不和睦，经常争吵，二姐明确表示与丈夫的结合相当草率。看到二姐的婚姻出现重大裂痕，三弟已经冷却的心死灰复燃。
抗战爆发后，胡绩伟加入“民先”，二姐参加妇救会。1937年底，胡绩伟在川大语文教师车耀先的引路下入党。1938年春节，二姐在赵世兰介绍下入党。二姐向三弟“推荐”了好几位优秀女青年，胡绩伟接触下来，感觉与二姐相比差距甚远，爱意难萌。虽然明知爱上二姐是一场没有前途的长跑，两人恋情还是断断续续维持着，只是固守道德底线，“不敢与社会的传统道德背离得太远”。
1939年底，胡绩伟到达延安后，因有办报经历，被派任主编《边区群众报》。1942年整风后，延安原有六十余种报刊“整编”为三家报纸—-发行量七千份的《解放日报》（中共中央机关报）、发行量万余的通俗读物《边区群众报》（中共西北局机关周报）、只供一定级别高干阅读的《参考消息》。胡绩伟全身心投入工作，尤其关注报纸的通俗性，要求粗通文字者一读就懂，不识字者一听就明白。《边区群众报》常用字仅四百。此时，当然也有一些女性主动示好，但没有一位可代替二姐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远方的二姐仍使他魂牵梦绕。
此时，二姐丈夫黄觉民（抗战初期入党）也奉命来延。1940年夏，二姐刚生下次女，丈夫赴延在即。临别前，她向黄觉民正式要求离婚。
1943年夏，二姐在四川地下党的安排下也到达延安，改名胡一哉（不少革命青年抵延后改名，以示与昔日划清界限）。但一到延安就与同来者一起被送入党校五部，接受审查，予以“抢救”。胡绩伟多方交涉，得到十多分钟的会见，两人虽不能抱头痛哭，却已泣不成声。
1946年夏，二姐接到组织通知，回延安集中，准备去华北。胡绩伟想留住她，但二姐渴望工作，渴望干出一番事业，愿意随干部大队去华北，不愿为婚姻为家庭放弃自己的理想与事业。三弟留不住二姐，1946年秋末，两人再次告别。
二姐走后，胡绩伟害了肺病，住院疗养。不久，接到二姐军邮来信，说她怀孕了。当然，怀的是三弟的孩子。三弟接信，又喜又忧，喜的是有了孩子，强化了正式结婚的意志与决心；忧的是战争环境，生活艰苦，流动性大，分娩生育会给二姐带来许多困难，且她尚未有一合法丈夫，孩子是谁的？麻烦呵！胡绩伟回信：孩子是宝贵的，环境可以逐步改善；两人都30岁以上了，劝她千万珍惜爱情的果实，希望她千万坚持一下，把孩子生下来。此时，二姐的入党介绍人赵世兰大姐恰在中央妇委，与二姐所在的邯郸妇联很近，二姐向赵大姐倾诉自己的婚恋，赵大姐非常同情，也劝她留下孩子，对外称孩子父亲在西北前线，不能到后方探望母子。1947年4月，女儿飞飞出世，二姐将孩子寄养在邯郸老乡家，1950年才接回孩子。
这边胡绩伟与西北局一同撤出延安，在陕北转战一年，1948年4月回到延安。1949年初，全国胜利在即，三弟认为与二姐的婚事应有一个归宿了，他向自己的上司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组织部长马文瑞写了信，叙述了与二姐恋爱的前前后后以及已有一女等，请求组织批准他们结婚。1949年4月，马文瑞代表组织回信，同意他们结婚。这封事关重大的组织回信，关键段落如下：“事情本有不妥之处，但又照顾到你俩过去的关系程度和特殊情况，遂予以同意，请你即代拟一给中组部调她之电报，交我批发，以便将她调来，成全你们的事情。”
1949年春，二姐胡一哉随华北妇联进了北京。1949年5月25日，西安解放，三弟胡绩伟随《群众日报》进西安。中组部的调令用电报拍到北京：“调胡一哉到西安来结婚。”闹了笑话，大家都说：“孩子都两三岁了，怎么才去结婚？”二姐不愿去西安。拖到1950年初，胡绩伟参加中央宣传工作团访苏，出国之前上北京集中学习两三个月，才以丈夫身份入住二姐宿舍。没有婚礼，没有休假，也没有游山玩水，“却度过了我们最珍贵的‘蜜月’”。
但此时他们仍无自己的“窠”，仍分居京陕两地。1951年春节，胡绩伟因煤气中毒差点丧命，二姐才答应调西安团聚。1952年胡绩伟调动，任《人民日报》副总编，二姐参与筹建的西安国棉一厂尚未投产，工作无法脱身。1954年，该厂投产，二姐再次调京，任北京纺织工业局副局长，两人才算有了一个正式的家。此时，二姐40岁，三弟也已36岁。21年的恋爱长跑，总算修成正果。
这对堂姐弟组成的家庭，一路幸福，始终美满。1996年，80岁的胡绩伟在传记最后写道：“即使用今天改革开放的新眼光来看，我也认为这是最理想的家庭生活。”用当代上海方言来说，“真叫有点笑勿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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