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任“大内总管”中最亮的三颗星

　　1955年，掌管中南海警卫工作的中央军委警卫局负责人汪东兴少将与毛泽东合影（中国老照片）

　　最近，曾担任中国“最神秘机构”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令计划入狱、汪东兴辞世，历届“大内总管”的命运沉浮再度成为话题。

　　中共建政之后，杨尚昆担任首任中办主任，时间长达16年，直至1965年11月，因“窃听事件”被毛泽东疑其有异心贬职离任。杨之后，中办共历10位主任，将这一职位做的有声有色且任期之长直追杨尚昆的，只有汪东兴一人（长达13年）。胡启立、乔石、王兆国三位任期均在1-2年之间，王刚几乎是一位隐形人，外界不知晓其行迹。曾庆红对中国政局影响甚深，是将国安部推入社会政治生活的关键人物，他的故事至今未曾完结，其行状值得专门写部传记。

　　除曾庆红之外，还有三位人物堪称历任中办主任当中的“最”字号人物，如果一言以概之，堪称“胆子最大汪东兴，福气最好温家宝，最走背运令计划”。

　　以下算是戏说，如概括得不到位，自有高人另做文章。

　　胆子最大汪东兴，关键时刻露峥嵘

　　汪东兴一生的重要性与神秘性，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是“他是离毛泽东最近的人”，二是“他是那个抓江青的人”，前者是他成功地发动一场政变的政治资源，后者让他史册留名。

　　汪东兴一生功业实奠基于其“事主有功”，因此多被论者讥为“宦官”。但这“宦官”做得委实不易，人说“伴君如伴虎”，汪东兴侍奉的毛泽东，恰好又是最难侍奉之“虎”，其秘书陈伯达、田家英都无好下场。就连做秘书时间不长的李锐先生也曾身陷秦城多年。汪东兴在“虎君”旁如何自全，除了自夸的忠诚之外，还有他不便明言的“侍君之道”。曾担任毛泽东御医多年的李志绥在其回忆录里谈到，毛深患“寡人之疾”，汪东兴极力迎合毛的这种需要，让毛因这种贴身贴心但上不了台面的服务而离不开汪。也因此，汪东兴总能逢凶化吉，虽然曾经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的小组讨论中支持林彪，但被毛痛加训斥后幡然醒悟，迅速认错检讨之后，继续得到毛的宠信，并在林彪事件后的“十大”中，晋升为政治局委员。

　　汪东兴迎合毛的寡人之疾，难免深惹江青之恨，江皇后数次欲对汪东兴动手，都被毛保护下来。江青对汪的恨意，当然埋下了毛身后汪东兴决然发动政变之因。汪东兴兵不血刃地完成了一场政变，挟此不世之功加冕为国家副主席。但他这种下得了狠手的叛主能量，当然会被邓小平等新任领导人视为有反骨的魏延式人物，因此注定了他的结局。

　　汪东兴退出政治舞台的政治理由，举世皆知是因为他是“坚持‘两个凡是’的大后台”，但其位置不稳的前兆，早就通过一张发表于武汉街头的大字报向外散发。1978年夏天我家乡有位青年出差到武汉，带回一份大字报手抄件。该大字报是以一位“首都工人”名义写的，大意是：敬爱的汪副主席，我是首都工人，现无房结婚，听说您有一万多平方米的豪华住宅，能否借一间给我结婚？大字报还列有房子的造价等等。当时，我们几位忙于高考的小青年在一起议论，认为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工人写的大字报，因为一位“首都工人”不可能知道位高权重的汪东兴盖房子，造价多少，盖在何处。

　　汪家大院的存在却是事实。多年后，前人民日报编胡绩伟先生写过一篇《劫后承重任 因对主义诚——为耀邦逝世十周年而作》，其中提到，1979年6月的五届二次人大会议时，他写好发言稿准备揭发汪东兴强行推倒中南海勤政殿，花690万元兴建自己的私宅。胡绩伟先生在文中说：“据初步计算，他这座公馆所花的资金可以修宿舍楼四幢，解决一千户人家的住宅。他这座高级公馆有一个57（平方）米的活动室，一个45（平方）米的餐厅，一个199（平方）米的电影厅，能抗九级地震，和毛的纪念堂同一个标准，比北京饭店抗震标准高一倍。这座汪家大院就是现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处”。（《书屋》，2000年第4期）按购买力来计算，1979年的690万元人民币，约相当于今天的一亿元。

　　汪东兴的胆子之大，于此亦可略见一斑。用当时的媒体用语来说，1978年“正值十年浩劫结束，百废待兴，政府财政极为困难”，党内腐败还未冒头，推倒勤政殿花数百万为自己修建私宅，也真只有汪东兴这种贼大胆才做得出来。应该说，邓小平逼退汪东兴，让其平安下车，荣养终老，是救他而非害他。

　　大福之人温家宝，太平宰相历十年

　　说温家宝是大福之人，乃是其仕途顺畅，甚少蹉跌，以十年太平宰相为其仕宦生涯划上一个完美句号。

　　一、温家宝进入政坛乃因时势。1978年，邓小平复出，痛感人才缺乏，定下选拔人才的三条标准“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温受过科班教育，36岁，完全达标，得到地质部长孙大光赏识推荐提拔，得以进入北京中央地矿部党委工作。随后在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三任总书记任内，分别担任中办副主任和主任之职，从此一路顺风，最后荣登总理大位，并于政治暴风雨前夕平安到站。

　　二、历六四之劫难而不倒。在六四屠城之前，温家宝曾陪同总书记赵紫阳去天安门看望学生。六四之后，好些政治高官没能过得了“政治正确”这道坎，比如曾任中办主任、正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上、与胡耀邦、胡锦涛并称“三胡”的胡启立，因同情赵紫阳而殒落。但温家宝却未受影响，仕途节节拔高。

　　三、温任总理十年，正逢“世界工厂”支撑中国进入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2001-2010），外资源源涌入，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当中的头号引资大国；“中国制造”在海外攻城掠地，形成倾销之势；银行积累的8000亿巨额坏帐，也借外资“战略性投资”在香港与内地上市获得消解并赚得盘满钵满；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总之，美事一件接一件，不足之处是环境全面污染，中国成了世界第一大印钞机，地方政府欠下巨额债务，但这些后果却不需温家宝负责，都留给了继任者李克强。

　　四、大秀亲民，口颂改革，百誉加身。温作为政府首脑，却不必在意胡锦涛的反对颜色革命、吴邦国的“五不搞”。他“一枝独秀”地大谈政改，终获西方“外部势力”青睐，成为异议江湖追捧的领军人物，并在全国各地开办学习温政改讲话的研讨会。仅凭几句空言轻取美誉，成为朝野共同拥戴的政治人物，放眼中共统治60余年，除他之外尚无第二人。

　　唯一令温相遗憾的是，在众位新老政治局常委当中，只有他与习近平家族的财富故事被人悉数抖落给外媒并被大肆报道，让其“洁白羽毛”沾上不洁之色。但与习近平相比，温相还算幸运，习的两位姐姐家庭积财3亿多美元，被习迫令退出商界，共中一位还大散家财，却仍然饱受讥骂；但温的家族聚财27亿美元，却有“敌对势力”为之辩护，或称温对其家人聚敛财富不知情，或者持之以恒地指责《纽约时报》造谣。

　　温相之福，真是无人能比。

　　令计划之失在于韬晦之功不竟

　　令计划目前已陷囹圄，从政治生命来说，算是盖棺论定了。观其一生行状，其成在于谨慎；其失败，在于韬晦之功不竟，过早露出“气场”。

　　令计划仕途起步，仍然得益于邓小平定下的选拔干部三条标准，以共青团备选之青干晋身。至于他何以得到胡锦涛赏识，应该还是与其仕宦早期的谨慎作派有关。至少在胡任中共“一哥”的第一任期内，令计划作为胡的大秘出任中办副主任数年，行事低调收敛，外界能够捕捉到他的信息极少，唯一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他兄弟姐妹之名，将中国50年代政治热词“方针”、“政策”、“路线”、“计划”、“完成”尽收其中。

　　但到2007年令计划晋升为中办主任之后。鉴于胡锦涛再过五年将要退位，令计划深感，指望这位弱主冒各种风险、为其在未来政局中谋一强势位置不大可能，于是走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自力更生之路。在习、薄二位为大位恶斗之际，自己培养势力，先是利用地缘关系结成了一个“山西帮”，在京城频繁活动；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组成了一个无形有影的秘书帮，并于2010年1月30日举办了“首都秘书界新春联谊会”，400多名中央及地方秘书界领导及秘书出身的部长悉数出席。此举被罗昌平评为“触及雷区的冒险之举”。

　　但皇天不佑令狐家族，2012年3月18日，即薄熙来被撤职关押的第三天，令计划之子令谷出了那场给家族命运带来毁灭性打击的车祸，导致他不得不与周永康结盟。当习近平稳固其地位之后，令计划被提前从中办主任一职退位，转任闲差统战部部长，最后一步步走到目前这步，酿成灭门之祸。令计划的罪名中有一条“严重违反政治规矩”，指的是其“不臣之心”。至于那贪污逾亿、家族敛财、共有27位情人5位私生子之类，还真不是令计划获罪之真正缘由。

　　以上三位，是历届中办主任当中的三位翘楚，估计其命运都“后无来者”：中办主任自汪东兴之后不再兼任御林军总管，无兵变之本；温家宝当这十年“太平宰相”，大概是前世修来的福报，因为经济改革之功，积十五六年邓（胡赵）、江朱之力，正好让其全部赶上；令计划的教训足以让后来者警惕：如果主子不得力，千万要激流勇退，否则不仅无晋升之荣，反而遭灭门之祸。（作者何清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