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在纪念香港基本法颁布25周年研讨会上，中联办主任张晓明表示香港并非实行三权分立，行政长官地位超然于三权之上，引起泛民主派群起攻击。其中，由律师组成的“政法汇思”组织还口出恶言，说张晓明“荒谬绝伦、无知、有辱母校、好好学习基本法再回来说话”，我乍看还以为是愤青大学生的发言。
这真奇怪，美国算是三权分立的典型了，但如果一位美国政客质疑自己国家的三权制衡成不成功、是否名不副实，就很难获得张晓明这种众星拱之的关注度。
说到底，事情已经超出政治学的讨论，香港有些民间信仰已经根深蒂固：三权分立，中央除了国防和外交外绝不能管别的事，一国两制是中英联合声明的外交承诺，等等。一旦中央官员想把香港人唤醒，装睡的人总要竭力证明自己没有昏睡。这并非单一事件，自从2012年反国民教育以来，香港本土派兴起，除了激进的港独话语之外，最普遍的观念就是否定中央实质权力，把香港视作像美国的州那种具有保留权力/剩余权力政治实体。所以，自从去年基本法白皮书推出以来，泛民一直就是这个论调：中央不守信，基本法是假的。
既然这样，我们不妨再来谈谈法律概念，阐释一下张主任的话。
尽管香港没有直接参与新中国建立，但中国单一制国体依然获得香港人的合法承认，可在香港施行。按照法律，香港并非割予英国，不平等条约早就废除，英国对香港的管治只是一种军事占领，所以97回归是“恢复行使主权”（很多香港人包括官方组织都搞不清，一直说“主权移交”），如果此前国家在香港建立代表性，法理上是许可的，而实际上回归之前早就有香港人大，他们参与了基本法的制订；从远的说，中共甚至设有香港市委，早在抗战时，东江纵队就是香港市委初创的。
确认这点以后，行政长官地位超然于立法和司法机关，就很容易理解。在单一制下，他是国家地方政制中的地方长官，属于全国体制，所以他和一些主要官员都须经由中央任命，由中央获得权力；行政长官选举只是获得认受性的一种政制安排，而非宪制要求。张晓明说行政长官是“双首长”，正是因为他既对中央负责，也对特区负责。这在基本法第四十三条早就清楚列明。
相反，香港立法会议员、大法官等等都由地方选举产生，或由行政长官任命。由此可见这些职位都属地方层次，他们的权力并非来自中央而是来自地方，从法理上，他们不可以限制国家权力。基本法第二条已经明确规定，香港“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不是“享有独立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司法权和终审权”。
这样我们就很好理解为什么香港并非真的三权分立。所谓分立，首要条件是权力对等。为什么举世皆称美国是三权分立模式的典型呢？正是因为总统和国会通过两次选举选出，总统和国会多数党可以不一样，双方权力互不统属，亦无高下之分。相反地，在英国议会制中，议会多数党派组成内阁，出任政府问责官员，行政的权力来自立法机关，就谈不上制衡，很多学者只承认英国存在权力制衡，却算不上三权分立。
然则，行政长官是否会变成至高无上的皇帝？这是很多香港泛民、甚至心灰意冷的建制人士的忧虑。不过如果熟知基本法，就知道这是杞人忧天。
基本法不只是香港法律，更是地位超然的全国法律，可以视为宪法的伸延。虽然在单一制下，中央没有赋予地方的权力属于中央，但基本法一次赋予香港管理本地所有事务的权力（但非排他性权力，很多条文都称“香港可以”但非“只有香港可以”，可是泛民在这儿特别语死早），又订明全国法律（除了附件三的法律，如国旗法等等）不在香港适用，还有宪法自我保留的条文，例如不在香港实施社会主义，所以中央虽然可以管治香港，但是只能透过香港本地法律进行。这样一来，行政长官仍然完全受到香港法律约束，基本法亦已订明行政长官须向立法会问责，这样何来“皇帝”之说？
其实除了行政长官，还有一些人接受中央指挥，同时必须遵守香港法律，那就是驻港解放军。如果中央要做什么行动，解放军的威力比起行政长官一人巨大多了，怎不见泛民反对、要把军权收归香港？既然他们相信中央指挥的部队同样可以遵守香港法律，那为什么偏要质疑行政长官，具体来说则是梁振英本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张晓明的讲话主要针对一种宪制地位，重申中央对香港的实际管治权，但是除非发生特殊情况，中央和香港的关系没有改变，基本法条文也一字未改。香港人如果这也担心，反而应该早日认清自己的误区。
如果说泛民的激烈反对在意料之中，这次建制派的声音倒值得细细体味。
比如“皇帝”一说，不只泛民，好些建制派或者中间派人士都多少有些认同。除了不认识基本法，根本就是因为自视香港高人一等，不信任国家政制，否则何以当国家权力能在行政长官身上体现，就觉得香港不再廉洁？他们纷纷挖出去年梁振英被指接受几千万离职协议金的事件，或者说香港成功正是因为廉政公署，不可一朝弃尽前功云云。
在我们读书的时候，三权分立可是堂而皇之写进中学课本的。三权分立与廉署可谓殖民政府创造的神话，是自己树立的功碑，并且成为了一个城市、几个世代的信仰。现在说三权不分立，等同叫香港人弃宗毁教，引起反弹是可以预料的。近日很多论者说回归之前不是三权分立，立法会主席全是港督，回归以后国家也一直希望香港实行行政主导等等，这固然没错，但是无法建立一个刚被摧毁的信仰体系。
我更觉得，这跟泛民一样有点对牛弹琴，甚至避重就轻。从白皮书开始，到几位中联办、港澳办领导发言，主要都是重申中央对香港的实质管治权；如果只把三权分立说成“不好、本来就不是”，那就多少言不中要。如果三权分立真的好，那又如何？如果以前不是，为什么现在不能实施？而中央的立场却是：无论它好不好，它都不能透过三权对等的方式体现，因为这就等于承认行政长官不向中央负责；如果非要在香港实施三权分立，就请把立法会选举开放给全国举行，大法官由中央任命。
在这类问题上，建制派避重就轻，已非一朝一夕。说到底，港督时期香港人就鲜能参与政治建设，所以人们觉得国家权力是“他者”；香港人也是中国人，若能增加参与，或者至少提高人大选举或选拔的开放性，相信人们就较能感到自己也是国家一份子。可是，以目前香港人的认知，实行起来恐怕难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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