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副厅到正部 习近平在福建呆了18年

　　习近平在福建任职17年零5个月，是其“人生中美好的青春年华”。从特区厦门到“后排老九”宁德，再至省会福州和省委省政府，从副厅级成长为正部级的官员，始终一步一个脚印稳步迈进。在此期间，他积累了厚实的执政经验，其执政理念和思维日臻成熟。

　　从1985年6月，32岁生日那天，习近平到福建任厦门市副市长，到2002年10月，辞去福建省省长一职，50岁的习近平以正部级身份只身赴浙江，习在福建整整工作17年零5个月，他恋爱、结婚、生女，都在这里，按他的说法，“人生中美好的青春年华是在福建度过的。”

　　福建省人民出版社政治理论编辑室主任江典辉评论说，从一个副厅级成长为一个正部级的官员，应该是习人生经验积累最为重要的阶段。“习的每一步都很踏实。比如他从60分到70分，慢慢地发展，不像有些人今天60分，突然升为80分，到明天掉下去又是60分。他就是70分、71分、72分，一步一步往上走。他的人生轨迹就是这样。”

　　从下放知青到军委办公厅秘书，从军队大机关到基层的河北正定，从内陆正定小县到开放特区厦门，习近平的人生经历多个起承转合。此后习稳步起锚，逐步达到国家最高领导人位置。

　　“跑男”下基层

　　厦门特区是习近平在福建工作的第一站，也是他第一次走上市一级的领导岗位，第一次直接参与沿海发达地区的改革开放，第一次亲历城市的建设和管理。

　　习近平任浙江省省委书记时曾接受《厦门日报》采访，他说当时很踊跃地到厦门，就是想来尝试对改革的实践、对开放的实践；在厦门工作的3年，感受很深、获益很大，对后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影响和帮助。

　　在厦门工作期间，他牵头研究制定了《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任厦门市计委副主任的郑金沐回忆，当时厦门市组织了国内100多位专家教授，进行了21个专题研究，历时一年半时间，这一发展战略才得以制定完成。

　　这是全国经济特区中最早编制的一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当时评价：“这个发展战略，对厦门经济特区制定长远规划、近期实施策略，具有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其他地区制定区域性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在正定任县委书记时，习近平跑遍了辖区内所有村。在厦门亦复如是。

　　1986年4月7日，习近平到厦门最边远、最贫困的老区山区村——莲花镇白交祠村和军营村，考察边远农村生产发展和民生保障工作。当年军营村的村主任高泉国还清晰地记得习近平考察时轻车简从，步行三四百米后才从村口走到村里。到了村部后，习近平还没坐一会儿就急切地走到田间地头，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

　　在厦门特区呼吸了三年改革开放的空气后，习近平1988年调任宁德地委书记。不同福建的厦门、三明，宁德位于闽东地区，是当时福建最为偏僻落后穷困的地区，别的地方都已是市了，它还叫行署。但对从陕西老区来的习近平来说，到革命老区的宁德当地委书记，反而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

　　到宁德第一个月，习近平轻装简从，带着自己的秘书下去调研，第一站即是古田县（此古田非古田会议的古田镇）；第二个月，习还是调研，基本是2天一个县，每个县的主要乡镇、村庄都要走一走。

　　3个月，习近平走遍了9个县。之后他到浙江任职，用一年多时间跑遍了全省90个县市区；在上海仅7个月，他就跑遍了全市19个区县；到中央工作后，他的足迹则遍及大陆31个省区市。用时下的流行词说，就是标准“跑男”一枚。

　　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进行座谈时讲：“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

　　习尤擅访贫问苦，闽东9个县中最偏远的是寿宁县。该县下党乡刚成立，公路、电话都不通，人家告诉他，来回步行要走七八个小时。习说那我一定要去一下。那时，乡里干部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每人都自己带个炖罐，咸菜萝卜随便吃点。习近平就自带干粮，带了几个人徒步走到下党乡。后来，在他的关照下，通往下党的公路很快修通了。

　　离开福建20余年后，去年3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兰考县常委扩大会议上即兴提及了这个故事：

　　当时，宁德有4个镇没有通路，我去了3 个，后来因调离了，有1个没去成。有个下党乡，我去时真是披荆斩棘、跋山涉水，乡党委书记拿着柴刀在前面砍杂草，他说这条路还稍微近点，顺着河边穿过去。一路上，老百姓说“地府”来了。他们管地委书记叫“地府”，就是知府的意思。那个地方叫寿宁县，明代写了《警世通言》 等“三言”的冯梦龙在那儿当过知县。冯梦龙去上任走了半年。

　　当时我就一个感慨，一个才高八斗的封建时代知县，怎么千辛万苦都去，难道我们共产党人还不如封建时代一个官员吗？

　　习近平还非常重视民众的信访疾苦，他在当时的信访工作专题材料上批示：“在新形势下，如何做好信访工作，我们应该探索一条新路子。”“信访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基层，领导要深入下去，地区到县，县到乡，乡到村，层层下去接访群众，把问题解决在源头，而不是把问题往上推，这样做，既方便群众，又提高工作效率。”

　　在习的提议下，宁德地委、行署建立了下基层接待群众、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访贫问苦的“四下基层”制度。

　　当年的12月20日，霞浦县首次“地、县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日”活动举办，习亲自参加了这次活动，同102名来访群众面对面对话，受理各种问题86件，其中有12件当场答复解决，其余的要求相关部门在一个月内处理完毕。

　　习创立的这套三级联动下访的做法后来被他带到福州和他工作的浙江。习接任国家主席后，中国信访制度的变化也延续了这个思想脉络。

　　不急于烧“三把火”

　　上世纪80年代末的宁德，交通闭塞，信息短缺，小农经济一统天下，商品经济的发展较其他贫困地区显得更为步履维艰，属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山区、海岛地区。全区9个县有6个是贫困县，被国家确定为全国18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之一。1987年，该地区财政总收入刚超过1亿元，所以每次省里开会，来自宁德地区的干部总是很低调地坐最后一排。

　　据大陆媒体报道，习近平赴任之前，当时的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贾庆林找他谈话。“省委想让你到宁德去冲一下，改变那里的面貌。宁德地区基础差，发展慢，开什么会议都坐最后一排，因为总排老九嘛。福建省有九个地市，没有实力，说话气不粗。你去之后，要采取一些超常措施，把这个状况改变一下。”

　　“对于习近平，宁德人是由衷地欢迎，习给人以比较敦厚的感觉，干部群众对他的印象很好。”时任宁德地委副书记的林爱国说，大家觉得习是北京来的人，希望他能够跟上面对接，搞一些项目，带来一些资金，尽快摆脱贫困。

　　俗语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一些干部群众期待这位有丰富的人脉资源、在经济特区及中央机关任过职的新官，能烧它“三把火”，迅速改变宁德落后面貌。

　　习近平却没有急着烧。

　　“我六月到闽东上任，七月初至八月初，偕同地区的几位领导同志，走了闽东九个县，还顺带走了毗邻的浙南温州、苍南、乐清等地。大家边走边调查、思考、研究，思绪始终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在‘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发展商品生产经济的态势下，闽东这只‘弱鸟’可否先飞，如何先飞？”习近平后来在《摆脱贫困》一书中回忆到。

　　宁德人当时的梦想有三样：三都澳港口的开发、修建铁路和撤地建市。三都澳是军港，口子小、肚子大，出去后对面就是马祖列岛，属对台军事战略要冲。改革开放前，中央对台问题还是立足于打的思路，一切着眼于战争准备。中央对福建的整个投资不到18个亿，因为视福建为前线，不敢大搞建设。朱镕基总理有一年到厦门视察，看到厦门有两个二三十层的高楼，还开了个玩笑，“你们是不是给台湾树立靶子呀。”他认为，高楼可能容易成为对岸导弹攻击的目标。

　　“三都澳军港的开发条件还不具备，这我们都明白。”习近平决定打消宁德人对他的过高期望，他几次跟林爱国说，“爱国同志我有时不太好说，你就多说一些。”习近平在宁德内部干部大会上也多次脱稿说过，“别人都以为我是北京来的干部，包打天下，什么都可以。其实也没那么容易，我们做什么事情要立足于实际。比如说修铁路问题、三都澳的开发问题，谁不想做？谁都想做。但是我们现在做，条件不成熟。等条件成熟以后，我们再来做，做起来的效果会比现在做更好！”

　　习的思路是脱贫还要结合实际。他说，“宁德的贫困是千百年以来，各种各样的条件造成的，不是一个人一朝一夕就能给改变的，但是作为领导人要全力以赴，必须以滴水穿石的精神，一代接一代，不可能立竿见影。”习提出要立足宁德农业、工业现实基础，依靠自身的努力、政策、长处、优势，在特定领域“弱鸟先飞”。

　　深入调研后，习近平认为，闽东地区脱贫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扶贫的关键是先要扶志，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遂提出闽东脱贫具体思路是：农业上要“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发展闽东特色水果，如霞浦、宁德的晚熟荔枝，福鼎的四季柚，福安的芙蓉李，古田的油柰等；工业方面要立足本地资源进行工业开发，不要盲目为了出政绩而上项目，应强调突出规模经济效益，如霞浦电子按摩器、男宝器和福鼎的玩具，要千方百计上批量、上规模。

　　宁德虽经济总量排名老末，却很早通了程控电话，而且电话区号位列福州、厦门之后，为“0593”，这与习有直接关系。1989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习近平听人说，福建地区在建设数字基站和网络，北京邮电部的一位领导恰好在宁德。为了早点让数字程控基站在宁德落地，让宁德装上数字程控电话，习私下打听到那位领导住的酒店。

　　第二天，习近平早早起床，既没叫秘书，也没叫驾驶员，径自朝客人住的酒店走去，到时人家还没起床。习恭敬地在外面等着，见到客人后，诚恳地请求对方支持一下宁德。

　　宁德两年从政经历，对习近平日后执政理念和治国思维影响深远。

　　福建一位党史研究学者评价说，在宁德这么一个贫困落后的地方，在这么短时间内，习近平能有非常大的作为也很难说。但习近平强调官员治国治政要有“滴水穿石”、锲而不舍的精神，“领导干部要有一种功不在我的职责理念”在宁德期间体现得淋漓尽致。

　　习在离开闽东到福州赴任时，《人民日报》恰好有一篇报道《闽东脱离贫困线》。他后来在《摆脱贫困》一书的跋中写道：“有友人欣喜打电话告我此讯。我却没有丝毫轻松之感。我深知，相距于我们的理想，相距于我们的目标，相距于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脱离贫困线’只能说是起步。”

　　“马上就办”精神

　　1990年4月，福建省委任命习近平为福州市委书记。福州的六年主政生涯，对习近平的仕途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说宁德的两年是对他人生观、世界观成长改造打下了良好基础，福州则是施展抱负和才华的六年。”

　　在福州，习提出了“马上就办”精神。迄今，这四个字还刻在福州市委大院里。

　　1980年代末期，大陆各地对推行行政体制改革的呼声日盛，民众不满政府人浮于事、行政效率低下的现状，各地政府迎合民众需求，出现了“马上办”组织，如山东、辽宁等地纷起的“马上就办”改革，山东还成立了“马上就办办公室”，但习近平当年在福州提出的“马上就办”精神与之却有着不同的内涵和背景。

　　习到福州后，面对的是福州发展落后于其他城市的现实。当时的中国大陆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4个经济特区，后来又搞了15个计划单列市，但沿海省会，也只有福州、南宁没有拿到，其他都争取到了计划单列市名额。1984年中央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终于把福州也拉了进来，后面又给了福州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指标，1989年，建立了台商投资区。

　　然而，相比全国13个经济技术开发区，福州搞得最为不好，台商投资区更不用说了。“这里面有客观原因，尽管台商有八九成人祖籍来自福建，但正是因为如此，这些台商对福建颇为了解，福州没有腹地，没有上下游生产链，而企业生存靠的是市场，没市场根本难以生存，很多台商纷纷往广东、浙江跑。”福建省委党校党建部主任李新生说。

　　福州的招商引资政策、投资环境不尽如人意，思想观念都落后周边省份一大截。习近平为此有紧迫感——如不抓紧改变这一切，两年后市场环境变化了，更加什么都没有了。他提出“一个事情一个项目马上办”，“今日事今日毕”。

　　“‘马上就办’就是归纳了习近平在福州工作六年的一种执政理念，与现在提倡的改革行政效率，提倡服务型政府精神相通的。”李说，习近平当时是想尽快改变福州处于沿海区域“后排就座”的状况，争取每3至5年让福州上一个新台阶。

　　习近平在福州时，开始重视对重大课题的调查研究，重大决策都是通过民主、科学的程序建立，“当时陶铸的女儿陶斯亮搞了一个中国市长协会论坛，习对这个事情很感兴趣，在他的关心下，福建很快成立了城市科学研究会，专门对城镇化进行课题研究。”福建省政研室原副主任杨益生说。

　　在几番调查研究基础上，1992年，习主导推出了福州市的“3820”工程，即3年一小变，8年一大变，20年时间达到亚洲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福建当地学者认为，习近平当时推出的这个福州市的远景发展规划，是一种非常有远见的定位，体现了主政者成熟的顶层设计和底线思维。

　　大陆现有的管理体制下，下级官僚以服从中央为主，中央如果不出台大的方针政策，那下面好的改革苗头就可能死掉；而上面有了好的政策，下面怎么贯彻落实，是主动还是被动，是灵活还是呆板，这就看地方官僚的工作态度和技巧了。

　　“总体来说，习在福州执政治理的很多改革举措，也是在中央大方针框架下来谋划发展的。”但习近平长于在科学调研的基础上，认真做好中长期的规划目标，做到有的放矢。

　　习近平离开了福州，任福建省委专职副书记，之后继续关注福州的建设。在其继任者的主导下，福州随后大兴土木，多上快上工程项目，习对此很不以为然。习离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市财政账上余额还有十几亿，但后来却出现了不小的亏空。

　　“习在福州当书记时比较平稳，比较实事求是，喜欢从长远出发，为以后的子孙后代着想。他提倡经济建设要常态化的发展，不喜欢搞突击，不喜欢搞空头支票和形象工程，这是他一贯思想。”习的一位友人说，在福建省委专职副书记任上，习仍为福州建设忧心忡忡。有一次习跟他讲，福州市的建设上现在有些操之过急，有的负债经营，不太务实。

　　友人说，习近平当年对福州市发展的思路，与现在中央政府提出的当前经济建设常态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尽管有些理念不同、观点不一，但对过去的同事同僚，习近平习惯地以宽容和大度对人。习的继任者后来调至北京某国家部委任职，有一年，习近平去该部委视察工作，按照行政级别，座谈会上，习的这位过去同事位列很后。习专门叫人关照说，某某人，过去是我共事多年的老同事，多年没见面了，这次让他坐到前面来。

　　稳步治政渐成熟

　　从30出头的青年入闽，到50知天命之年重装待发，习在福建足足工作了17年零5个月，而且从副厅级干部成长为正部级干部，其间虽稍有停滞（副部跨越正部用了近8年时间），但始终一步一个脚印，稳稳地迈上权力高峰。

　　在福建治政的近18年间，他的执政理念和思维有的已臻成熟，如重视地方官员的基层锻炼。习近平在宁德任职时，曾以“猛将出于伍卒，宰相起自州郡”古言为喻，将地委机关很多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下放各县任副县长或副书记，这些人现在都走上厅以上领导岗位，民众评价都较高。

　　有的渐趋成型，如习根据福建长汀的水土流失治理经验提出既要抓经济又要注重环境的生态省建设，以后主政浙江时，便正式提出了生态省建设的发展战略。其他的如反腐倡廉等治政理念，彼时亦已见端倪。习到宁德的那年，本地干部违章占地盖房成风，一个县城里房子建得没有规划，你扭过来我弯过去，百姓怨声载道说，“以后死了连棺材都抬不出来”。

　　习叫人去统计了一下，单单占房的干部就有几千户，不得了。大小都跟地委领导机关部门的头头有些关系。习在地委干部会上跟大家讲完这个现状后，非常平稳而又一字一句地讲，“几千个干部人数很多是吗？我们宁德地区人民群众有多少呀，300万！300万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可以得罪，几千个就不能得罪？”习的话说得很重，很快拆房工作就启动了。

　　熟悉习近平的人都知道，习酒量很好。1980年代末开始，大陆官场的吃喝风就屡禁不止，扬扬沸沸。福建一位过去的县委书记也对《凤凰周刊》记者说，当县委书记的如不会喝酒，非常麻烦，上面来的客人，出场不能喝酒，场面会非常难堪，什么话都说不出口，什么事都办不了。

　　习近平到宁德后马上规定，公务接待必不可少，但必须限制，宁德地委专门开会做了规定，制定了“公务接待12条”，什么领导接待标准多少，几个人陪同；而一般的公务人员严禁公款吃喝，违令重罚。

　　2010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回福建时，看望过去的主要搭档林爱国，跟他推心置腹地讲，我们过去在宁德，条件穷，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很淳朴，干部很廉洁，现在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都有了，机场也立项了，港口部分也开放了。现在条件这么好了，干部却腐败了，近年来，宁德的连续两任市委书记被判无期徒刑，县市干部几十个坐牢去了。

　　林觉得习的这番话讲得有点伤感，也很惊讶。“我都没想到他会讲这个话，我觉得他都是政治局常委了，应该会讲些冠冕堂皇的话，如我们主流还是好的，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说怎么这样的腐败，宁德的这些案例都是习自己说出来的，说明他走了这么长时间，还是很关心这里的发展。”

　　林说，联想起来，习近平对现在反腐治理，对党内的腐败现象一直是很清醒的，他已经知道腐败到什么程度。还在当地委书记、省长、省委书记和国家副主席的时候，只能做职权范围内的事，等到当了党的总书记，有能力的时候，他就想着怎么处理。

　　“前阵子关于中央反腐有各种说法，有说是政治斗争政治目的，说法很多。但从我这样跟他接触过的同事来看，他不是这样的，不是一时的起意，他是一以贯之的思想。”林爱国说，习对党内的腐败现象，从来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习在宁德工作时，就社会维稳问题，曾撰文，“现在我们非常强调社会稳定，最重要的保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群众。‘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古人议政的这句话，今天依然值得借鉴，只要我们把民众的疾苦了解到、处理好，‘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只要我们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以百姓之心为心’，我们的周围就会吸引和凝聚千百万大众，还愁什么社会不稳？！”

　　习在福建工作时期的思想，在他今天主政中国后仍能寻得痕迹，“我看了中央现在在党员干部中推行的‘三严三实’的教育实践活动，很多内容和要求其实是对过去习的工作实践的总结和归纳。”李新生教授称，“治大国如烹小鲜”，习治国之道既有过去的作风思路，平实、简单、卓有成效，又有现在的在实践认识中快速提高，渐臻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