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改革的设计师不是邓小平

　　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三任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也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编者之一。作为一位专注于中共建政后历史的学者，麦克法夸尔多次到访中国，与中共高层多有接触。2009年，前中共最高领导人赵紫阳《改革历程》一书出版时，迈克法夸尔为该书英文作序，同时由鲍彤翻译为中文，作为中文版的代后记。在这篇代后记中，迈克法夸尔既表达了对这位改革者的敬意，也从一个研究者、旁观者的立场，记述那些高层政治斗争风云险恶中的特写镜头。

　　赵紫阳、邓小平、胡耀邦在中共十三大上

　　我只见过赵紫阳一次，那是一九七九年六月，我走进他在伦敦下榻的酒店。他当时是四川省访英代表团的团长，房间里挤满了他的同事，他们对我的突然出现有些惊讶。我知道，赵当时是四川省第一书记，率先进行农村改革，声望正在不断上升，这次国外之行是为了汲取经验。但当时我研究的兴趣比较侧重于历史。我问，如果我到四川，能否请他谈谈一九六○年代在广东省主政的经验?他说他很乐意。我向他的助手递了一张名片，就离开了。

　　那次短暂的接触，使我形成了一个肤浅但又坚实的印象：这位共产党的老干部，开放，诙谐，有生气。遗憾的是，我以后再也没有机缘进一步加深这些印象。当我下一次到中国进行学术之旅的时候，赵紫阳已经是国家总理了，我知道，试图通过北京层层官卡(去见他)是徒劳的。

　　高层风云险恶的特写镜头

　　这本书的内容，是赵本人作为总理，之后作为总书记，直到最后被软禁的经历。这些文字给我们提供了北京高层风云险恶的特写镜头。在那一段时间里，总书记胡耀邦和总理赵紫阳，作为邓小平的佐助，正在为他的改革事业努力奋斗。虽然很多事件已有西方学者着文论及，但赵紫阳的记录使我们有可能对扑朔迷离的内部斗争有所认识。

　　赵显然非常喜欢他的总理生涯，其中涵盖着探索和思考，失误与失望，以及中国加速发展所带来的喜悦。在元老中，他有对头，陈云和李先念。一九五○年代，每当毛泽东出轨的时候，陈云总在经济方面发出理智的声音，而且他仍然相信，中央集权的五年计划制度是个好东西，只要改掉毛主席的错误就行了;毕竟是计划经济把苏联搞成了超级大国，所以陈云建议中国回归正统。他提出了“鸟笼经济”的模式：就是说，计划经济是笼子，市场经济是笼中之鸟。这样一来，市场经济就不会失控。赵很尊敬陈云──(除了邓)陈是此书中唯一被赵称之为“同志”的元老。赵总是去访问他，同他讨论新的政策，希望赢得他的支持。即使达不到目的，好在后面还有邓小平去制约陈云。

　　李先念的性格就大不相同了。赵似乎从来不大喜欢此人。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唯一同周恩来共事(没有被打倒过)的高级文职领导人。当华国锋在毛的黄昏岁月中崛起之时，李成了华在经济上的最高顾问。如果华继续担任领袖，李一定能大权在握。李对此念念不忘，也没有忘记是赵取代了他的位置。李经常念叨自己在华的短暂过渡期间的成绩，认为应该被承认为当前进步的起点。“经济工作的成绩不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搞的，过去也有成绩嘛!过去打下了基础嘛!”其实华的“洋跃进”──大量购买外国生产线──极大地超越了中国经济的承受能力。因为李是元老，没有人直接反驳他，赵当然也不会。所以李继续念叨，说赵喜欢而且学了太多的“外国的东西”，亚洲四小龙的东西，甚至西方的东西等等。后来得到国家主席这个安抚性席位的李，是改革最著名的反对派。如赵所说：“李先念之所以对我仇视，主要是因为我执行邓小平改革开放这一套。他不便公开反对邓，所以集中目标在我身上。”

　　邓胡赵的“三国演义”

　　除了他与李先念的问题以外，赵其实比较幸运，因为在邓的上述两员大将中，是胡耀邦接收了大部分元老派、保守派的攻击。如赵所说，这是因为胡是总书记，主管政治与理论工作，而保守派们发现胡对他们心爱的东西毫无兴趣。赵在写到胡的时候，流露褒扬之意，他认为，部分原因是胡同情知识分子，不愿意像文革时那样整他们。胡心直口快，不计较影响。实际上，胡与赵之间主要的分歧之一在于，胡有鞭策经济快速发展的倾向，而赵主张宁可慢些，但要稳些。两人都有将市场经济带入中国的决心，但看起来胡还没有忘掉毛式的依靠运动发展经济的方式。一九八三年，邓召集两人开会，直截了当告诉胡，不要干预政府的经济工作。赵认为，在一九八六年学生示威事件爆发以前，邓就已经对胡失去了信心。学生示威只是(给邓)提供了搞掉胡总书记职位的机会罢了。总之，在这种情况下，胡能够继续留任政治局委员，已经很不容易了。

　　除此之外，胡还有一个赵所不能比的优越条件，那就是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在中央机关度过的，也就是说，他有人脉，有老关系。正因为如此，赵告诉我们，胡被他的很多敌人指责扶植团派，因为胡自一九五○年代就领导这个组织。相形之下，赵一直在不同地区的省级机关工作，只在一九八○年才调到北京，没有什么老关系，或者，像他自己所说：“渠道不多，消息比较闭塞”。除此以外，赵只有一个支持者，那就是邓小平。当然，那是一位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但是，即使是邓，面对元老们的强烈反对，他也必须左顾右盼，权衡折冲。因此，每当邓表示隐退之意，赵就坚持请留。据赵所知，直到一九八九年四月份──离他政治生涯最后被毁只有一个月──邓还在向赵重申，他已经取得了陈云和李先念的同意，让赵做两届总书记。(总书记这个职位，是赵一九八七年一月从胡耀邦下台后接过来的。)但是，在讲到赵的悲剧之前，值得关注的是他在改革当中所起的作用。

　　改革的设计师不是邓，而是赵

　　人们常把邓看成改革的设计师。当然，没有他当初对改革和开放的强有力的推动，就不会有改革。后来，在中共诸老中他一直是推行改革的教父，随时准备临阵督战，或者抵挡反对者从四面八方发出的进攻。但读了赵关于他苦心探索改革这篇朴实无华的报告之后，事实就明朗了──改革的设计师，实际上不是邓，而是赵。是赵，在进行了无数次的基层调研之后，才最终认识到邓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复出以后仍在坚持的农业集体化已经过时。是赵，支持了全国范围的农户包产责任制，用以发展农业和提高农民收入。诚如赵所叙述，没有邓的支持，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成功。但邓自己并没有做出概念上的突破，作出这一突破的，是赵，不是邓。

　　也是赵，制定了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沿海发展战略。这和改革早期实行的经济特区政策不同，这是动员全部沿海省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努力：进口大量原材料，加工生产，然后再同样大规模地出口所得产品。赵要应付很多不同的反对意见，但是，一旦他取得邓的支持，事情就比较顺利了。赵在一九八七─八八年制定的政策，在他政治生涯结束后继续存在，只是在那以后，沿海发展战略同赵联系太紧密，因而这个名称被弃置不用，不再把成绩归功于他罢了。

　　对失败，赵也承担了责任。一九八○年代后期的大事之一是价格改革，但在后来的讨论中，鉴于当时的经济形势，赵同意暂停。那是很罕见的：他居然同他的两个主要对头李鹏和姚依林取得一致，但是李鹏和姚依林利用了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排挤赵。邓的态度很明朗，赵在担任总书记之后必须继续主管经济工作，但李和姚越来越不理会赵的意见。作为中国政治体制里的老手，他们很快就感觉到了赵的权力在减弱。

　　赵的成绩是很可观的。更可贵的是，在他的级别上，他几乎总是孤军奋战;他拥有一批忠实的拥护改革的官员为他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他至今仍被软禁的助手鲍彤。但是，是赵，需要在第一线去说服或同元老们展开周旋;也是赵，必须自己去防备身后气急败坏的“同事们”李鹏和姚依林等人的冷箭;还是赵，必须说服中央或省里的官僚们，而这些人的思路，可能还是文化革命以前的那一套，他们念念不忘保卫固有的领地，坚持老一套的管理方法。但是，赵，在整个一九八○年代，直到他离开政治舞台，都在为下一步如何工作，而思考，而探索，而调研，而讨论，而争辩。在选择赵作为他的改革的设计师上，邓表现出极佳的判断。

　　成了保守派眼里比胡更大的敌人

　　赵从来没有想当总书记。他喜欢做事，不愿意卷入争论，不管是政治方面的，还是理论方面的。如果邓有总书记的其他人选的话，赵会非常乐意继续做总理。但是唯一的人选来自耍阴谋诡计的保守派，赵天真地信以为真，邓却看破了他们。赵只好勉为其难，他也因此被迫处于困境。

　　他很快就认识到，前些年有胡耀邦在前面护航是多么幸运。赵现在接收了两个主要敌手，胡乔木和邓力群(“小邓”，但同邓小平没有亲戚关系)。胡乔木是笔杆子大王，以前曾是毛的秘书和得宠的捉刀人。邓小平已经同此人几年不打交道了。邓力群长期以来是左派理论家，同保守元老们密切联络。他掌控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以制造反对改革的观点和评论为业。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小邓”非常倔，像头“湖南骡子”。但是他的支持者们无疑认为，他是在光荣地为真理而斗争。

　　赵以前对胡耀邦和胡乔木与“小邓”之间的思想理论斗争根本不感兴趣──他们也认为，赵态度中立，只关心别让思想理论问题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当胡耀邦被迫下台以后，他们原以为可以大张旗鼓推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却遇到了赵的反对。在很短的时间里，赵做成了胡没有做到的事情：他解散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瓦解了“小邓”的权力基础，关闭了《红旗》杂志等左派刊物。

　　作为补偿，赵建议“小邓”在下一次党代会担任政治局委员，给他一个说话的地方。这些都是经过同意了的，当走到程序的第一步时──选举中央委员，然后从中选出政治局委员──小邓没有被选上。邓本来曾经表示同意提升小邓入政治局，但邓现在主张维持选举结果。支持小邓的元老们对此十分恼怒，从此把赵看成了比胡耀邦更大的敌人。

　　但是赵还是取得了进一步的胜利。他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贯穿整个改革年代的挥之不去的问题：如果说中国在一九五十年代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为什么现在反而采用资本主义的一套做法呢?他决定使用一个现成的说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赋予它以全新的理论地位。这样，既不至于否定社会主义的成就，又可以使中国从社会主义教条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他还试图使所有的人满意，因而强调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地位。这是邓一九七九年强调的，即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赵把一九七八年使邓恢复权力的那次中央全会解释为，实际上既包含了四项原则，也包含了改革开放，二者同等重要，它们是两个要点，共同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这一论述，被鲍彤及其同事表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口头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向之敬礼，但邓小平喜欢，因而就成立了。这一论述，构成了赵在一九八七年秋天十三大政治报告的理论基石。

　　邓小平李鹏促成了学潮升级

　　当我们说到一九八九年四至六月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四月十五日逝世的胡耀邦时，也可能西方读者接触到的材料比赵紫阳当时所能接触到的还要多。这是因为有一本在海外发表的共产党秘密文件，其中有些文件，也许赵从来没有接触到，特别是元老们决定赵下台以及选择接班人的会议记录。赵在这里提供的，是他对学生运动的分析，以及他对之采取的政策。

　　赵因为对学生运动持宽容态度，使李鹏等保守派同事恼羞成怒。赵认为在初期的抗议活动以后，使用说服的手段可以使学生回到校园。李鹏曾保证根据赵的意思去做，赵就启程前往北韩，进行早已安排好的访问。对赵不幸的是，李鹏找到了机会，背弃了他(向赵做出)的保证。赵一离开，李鹏赶紧召集北京市委的干部，先向政治局常委，然后向邓小平汇报。他们的报告惊心动魄，预言如果不立即控制形势，将会有全国性的动乱。邓的脑子里有文革时儿子被斗残废的记忆，这样的报告肯定会使邓小平深受感触。他将事件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赵在朝鲜，没有任何其他信息，在无奈中，只有同意邓的说法。李鹏做出安排，把邓的语言和情感立即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在四月二十六日发表。出乎李鹏预料的是，社论不仅没有使学生们屈服，反而激怒了他们，因为他们的爱国行动被诬衊了。二十七日，学生们冲破了警察的拦阻，再次到广场游行。在邓的帮助下，李鹏促成了学潮再次升级。

　　赵回来以后，他看到，不管如何化解，除非把社论里面那些刺激性的言论收回，学生运动就不可能平息。但是他通过谘询得到的结论，同他已经感觉到的情况，是一样的：邓根本不愿意否定社论。李鹏最大的胜利在于他终于找到了一件可以离间邓与赵的事情。赵试了其他方法向学生显示善意，但到了五月中旬，他已经没有选择，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抵制戒严归于失败。赵的时代结束了。他所能做的，只是参加中央会议，接受被废黜。

　　逝世于二○○五年的赵，在软禁当中度过的时间比主持改革的时间还要长。在这个期间，他只偶尔被允许出行到经过谨慎选择的地点，偶尔打打高尔夫球，偶尔会晤被仔细筛选过的来访者。赵的许多时间只能用来抗议那些使他身陷囹圄的无聊的禁令。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党的官员，他向他的监视者援引宪法和党规。看来他真的相信──也许出于天真──在他义正词严的压力下，某一天，他的敌人就会退却。然而，不然。在处理赵紫阳一案中，合法与否根本不起作用──起作用的，只有权力和稳定。也许，赵从乡下来到北京，不知道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根本没有法律的地位?不过，也许，如果他出现在街头，如果被发现后在人群中引起骚动，如果领导集团因此发生出自内心的恐惧，也许他能从中得到某种安慰?

　　幽禁中继续思索政治民主化改革

　　在幽禁中，赵想过政治改革，想到邓的想法，胡耀邦的想法和他自己的。他认为邓其实并不相信什么政治改革，只是想收紧国家管理的机制而已。胡还没有一个全面的想法，但是根据他在政治运动中温和的态度，和他坚持平反以往运动中的全部冤假错案，使赵认为，如果胡能继续执政，他一定会把中国的政治改革推向民主化。

　　赵承认一直到一九八○年代中期，他是经济上的改革派，政治上的保守派。他逐渐体会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会遇到灾难：比如大规模的腐败就会不断蔓延。到了一九八九年，他已经可以告诉来访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中共的执政地位可以不变，但执政方式必须改变：法治必须取代人治。他想提高透明度，建立同社会各方面力量对话沟通的渠道。他认为，各种社会力量应该有权组织自己，而不是从属于党国领导之下的机构。赵希望，纵使选择有限，在全国代表选举中也应该有选择的余地。

　　之后，赵的观点又进了一步：“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这种制度的现代化，包括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中国，这意味着一个长期的过渡阶段，这需要共产党做出两个突破：允许不同政党的竞争和新闻自由。而且，党内也要民主。法制改革和司法独立也要先行。在简短的分析后，赵根据他的经验，讲了推行这样的改革在中国会是多么的艰难。

　　赵紫阳被囚禁的故事引发了(我的)两个想法：一个热爱国家的官员，如果只有在多年赋闲全力反思的条件下，才得出了中国需要民主的结论，那么对于日理万机的官员来说，又有什么休闲时间，或者有什么(政治上的)安全感，使他能够在当朝当政的条件下，得出同样的结论来呢?如果他终于能够得出这种结论，他又如何能在遍及社会各阶层的党内反对力量之下，来实现这个结论呢?中国之所以能够摆脱斯大林式的经济模式，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大灾大难动摇了这种模式。中国不需要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但是，如果中国的领导人想去实现赵紫阳最后遗言中的结论，这个党就必须从根本上有所变革。

　　如今的中国，赵紫阳是不允许存在的。到了不再偏执的未来，也许他将进入华夏先烈之列──他们为国尽力，功勋卓著，但不见容于最高统治者。当他们腐坏的政敌早已灰飞烟灭的时候，他们的英名将久远长存，受人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