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iPhone到福特到耐克，从“纸牌屋”到“生活大爆炸”到“速度与激情”，美国消费文化和娱乐文化今天对中国的渗透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但在政治上，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年轻人对美国的不信任甚至敌意却也以往更强烈。从八九民运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女神像宣示对西方价值观的追求，到今天许多年轻人对这些价值观的冷感甚至不屑，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对美国文化上的吸引和政治上的敌意为何能够共存，且反差越来越大？
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是：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外交学院”美中关系学者余慧；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臧国华； 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
余慧表示，今天的中国是几个世纪以来最开放和国际化的时候，中国的年轻人消费购买能力比以往任何年代的年轻人都强，他们渴求了解外部世界，也更有兴趣接触更多外来的新信息、消费模式、甚至文化。从这个角度上讲，减少对美国的“迷信”是对外部世界了解更多后的一种平常心态。但是，了解外部世界与认知自我、社会和国家是两个不同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缺一不可。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在更加了解世界后如果不能反思自我，不能恢复长期被遗忘的某些至关重要的历史记忆、不能跳出框框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就会盲目滋生出各种危险的情绪。
余慧在谈到中国年轻人中的民族主义情绪时表示，面对一个日益多元化、国际化的公民社会，国家一旦对自身掌控社会的能力产生不安和焦虑的时候，就会通过鼓动民族主义来加强操控。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也好还是美国的强硬派也好，两者的思维出发点是共同的： 恐惧。这种恐惧的基础是一种狭隘的世界观，使用一种偏激和简单化的眼光来看世界。
陈破空表示，文化上亲美，政治上反美，一直是很多中国年轻人表现出来的特征。这无疑是中国政府教育与宣传的结果。在国家主权问题上，中国年轻人所表现出来的激进姿态，则是当局有意营造民族主义情绪的结果。这两种情况，在其他一些反美国家，如俄罗斯和伊朗等，也类似地呈现。但这些，只是平时的表象，只有当一些重大事件（诸如八九民运）发生时，中国年轻人的真实面貌才会真正显现，仿佛一夜之间发生的剧变。其实，那是蕴藏已久的夙愿或潜意识，外界会讶异地发现，中国年轻人渴求的，也有自由与民主，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年轻人相比，并无根本差别。相信有朝一日，这一剧变和真相会再度显现。
程晓农认为， 共产党政权的意识形态并没人真信，所以它必须树立敌人，用民族主义作动员口号，这样引导出来的爱国主义的核心是爱政府主义。80年代以后中共意识形态上的最大敌人已经从苏联变成美国，如果没了美国这个敌人，中共的民族主义动员就失灵了。中国人的价值观有两个两面性。第一个两面性是，自然形成的价值观和官方洗脑产生的政治观念并存甚至对立：对美国文化的喜欢是自然产生的，而政治上对美国的敌意则是官方刻意栽培的。第二个两面性是，一个人在公开场合讲官话反美，并不代表他不想留学美国、定居美国。
程晓农说，美国大众文化影响的多半是中国民众价值观的非国际政治层面；而一个中国人在国际政治方面的价值观能否摆脱官方宣传的影响，取决于每个人的外部信息获取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越年青、受教育越多，能够通过互联网翻墙获得资讯，独立思考能力强，洗脑的效果就差，对官方的反美宣传就越少相信；年龄大的往往单纯依赖官办媒体，他们对国际社会的政治认知多半是在媒体管制和反美宣传中形成的。从过去十年来在中国的民意调查结果看，喜欢美国的中国人减少了，说明对美国的“迷信”下降了；但喜欢美国民主的中国人增加了，半数中国人认同美国的政治制度；而认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比例一直稳定，说明中美关系虽然最近比较紧张，但并未因此增加中国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负面看法。
臧国华认为，中国的年轻人在政治上对美国没有敌意，他们喜爱美国的文化，也对美国的民主法治津津乐道。但是在事涉领土主权和军力发展问题上，同样对美国抱有好感的人却又一下子变得特别民族主义，特别鹰派，这里有中国长期以来近代史教育的结果，也有中国国力此消彼长因素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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