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薄熙来下台之后，“唱红打黑”、风光无两的重庆模式从道德高位上骤然倒塌，很快便退出了公众的视野。但在沉寂近三年后，一些重庆模式的余热开始在各大官媒陆续升温，而随着黄奇帆等重庆主政官员的活跃，新的重庆经验正以某种默契的央地同步树立起来。
北京时间11月1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文谈重庆发展，称重庆区域发展一体化已告初成，各区县差异发展、特色发展、协调发展、联动发展，各美其美。
这已是近期重庆又一次登上党媒头条，10月中旬，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带队前往重庆调研，直言“这次调研，意在梳理、总结重庆经验”，此言随后引发舆论热潮，在经济下行压力依然的严峻形势下，重庆一枝独秀，如不出意外，将继续领跑2015年中国的GDP增速榜。
与此同时，黄奇帆等重庆领导的曝光率也有明显提升，参加中美省州长论坛、列席中央深改组会议、频频出境谈发展……黄奇帆成为中国经济界的一个指标性官员。
薄时代的重庆模式，在官方语言中，就是“宜居、森林、畅通、健康、平安”五个重庆建设，包含“唱红、打黑、反腐、建立公租房、官员下基层、药品、户籍、环境等民生工程”。当时薄的声势如日中天，各界对于重庆模式一片赞誉，但仍有一些人对此模式的生命力持怀疑态度，原因是重庆模式的边缘化做法，其发展方向异于全国，所秉持的理念更近于复古，是将曾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作用的政治方式放到现在照搬应用，但毕竟时迁事移，其后果然流产。
但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指出，重庆模式的破产，不能简单的归咎于模式本身。从2007年到2012年3月，五年间中国的GDP增速是10.5%，重庆是15.8%；基础设施的积极改善，吸引了众多厂商落脚重庆；确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农村流动人口因此获得城市教育、医疗保健和养老金，加快了城市化步伐；廉租房建设面积明显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增长迅速。
而同时，在高增长和高投资的背后是债台高筑，工业和投资在经济中极端倾斜，第三产业的比重被严重压缩，和国家总体的经济发展方向背道而驰。
了解重庆模式的专家指出，不能因为反对薄熙来就否定全部的重庆模式，客观评价一个人，自需兼顾功过是非。重庆模式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走的始终是一条人治而非法治的道路，尽管当中有不少可取的亮点，但当人为高压的因素只作用于特定目标，不论目标是否实现，都难以避免透支带来的破坏。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治理方式，如果脱离了制度而仅仅依靠个人，尚未见成功案例。
12日《人民日报》的文章说重庆现在“政策体系给力”，“整体效能提升”。目前重庆实施五大功能区域的发展战略，根据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等因素，将全市分为核心区、拓展区、发展新区等五个功能分区，该文的标题是《“靴子”合脚 步稳行更远》，也正是给差异发展作了解释。
去年5月，黄奇帆曾经发表文章，阐述新型城镇化的思考和实践，指出重庆自2010年启动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以来，并未增加城市负担，反而形成了独特的竞争力，“这是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红利，也成了重庆改善投资环境的撒手锏”，黄奇帆如是写道。可见当年的重庆模式并未消散，而是择善从之，生根发芽了。
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较为严峻，十三五的目标已经定下，前路坎坷，如何过关？中共再度注目重庆，或是因为重庆模式这只旧靴子已经被改造合脚，正能助力现在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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