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最鄙夷之人：用“那个人”指代

　　胡耀邦对康生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据秘书陈维仁说，对于康生这个人，胡耀邦非常厌恶。陈维仁记得，每当提起康生，胡耀邦从来不说其名字，而是用食指在鼻子下边一划说：“那个人”（康生的上唇一直留着胡子）。本文摘自无界新闻，作者程冠军，原题为《胡耀邦在敏感时刻揭批康生始末》。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四人帮”被粉碎后的一段时间内，全党和全国上下虽然都在深揭猛批“四人帮”，但康生问题一直没有被揭露，这就给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实现拨乱反正带来了一定的障碍。1975年12月16日，曾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会副委员长的康生因病撒手人寰，在其死后的悼词上，康生被誉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其骨灰存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不仅如此，在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上，康生之妻曹轶欧又当选为中央委员。至此，康生问题如果再迟迟得不到解决，就无法彻底否定“文革”。

　　中央党校是“真理标准讨论”的发端之地，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央党校却是的重灾区，被康生把持了长达20多年，破坏成了一个烂摊子。

　　要说康生，与中央党校是颇有渊源。1934年初，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康生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他就在延安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接替罗迈（李维汉），被任命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央党校的前身）校长。1937年，康生妻子曹轶欧担任中央党校干部科科长兼总支部书记。

　　“文革”之前，康生就看中了中央党校这块宝地。因为他深知中央党校这块党的思想理论阵地对于阶级斗争的重要性。1956年党的八大之后，康生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担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中央理论小组副组长、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刘少奇选集编辑组组长。1957年，康生开始分管党校。1958年，他又把曹轶欧调进中央党校，目的是让曹在党校为他做眼线，先试试党校的水到底有多深，以备用时之需。曹轶欧是康生在上海大学的同学，1927年结婚，是康生的第二任妻子。曹轶欧果然不负他所望，在康生的庇护和关照下，她在中央党校他先后任语文教研室主任、短训班主任，直至校党委委员；更为重要的是，曹轶欧在党校“卧底”，为康生日后以党校为阵地打杀老干部，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注下了“祸水”。

　　“文革”前期和“文革”时期，康生在党校先后诬陷中央党校原校长、著名哲学家杨献珍；迫害曾担任过刘少奇秘书、后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林枫，制造了大批冤案。

　　在中央党校，康生被尊称为“康老”，曹轶欧则被尊称为“曹大姐”。有时康生到党校视察，随时看到一个人，突然冒出一句：“我看你这个人不像个好人”，这个人很快就会被打成反革命。提起康生，曾担任过胡耀邦同志秘书的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陈维仁同志说：“康生的头上有‘两顶桂冠’；我也送给他三个称号，康生是‘四人邦’的教父，‘文革’的罪魁，党内最大的‘棍子’。”

　　整风会上胡耀邦鼓励揭发康生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汪东兴副主席任第一副校长，胡耀邦同志任副校长。

　　1977年3月25日，胡耀邦同志到中央党校正式上班。由于当时中央党校还是造反派掌权，胡耀邦到党校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报请中央批准后召开一个“整风会议”，“整风会议”实际上是进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帮”，解决“文革”遗留问题。

　　1977年9月3日，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会议代表王富长在发言中首次揭发康生和曹轶欧的问题。

　　王富长是中央党校临时支部的党小组长，他是作为群众推荐的党员代表参加“整风会议”的。这天的会议在中央党校第一教室举行，胡耀邦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发言共有两个人，王富长和黄小河（时任中央党校团委书记）。王富长第一个发言，他在发言中揭露了康生的“十个问题”：一、康生一直把持党校，说党校是“长期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给党校的同志们套上叛徒、特务、走资派等精神枷锁；二、康生对待党校群众组织问题上是支持一派，打压一派，使很多干部群众受到摧残；三、康生指使造反派在党校大骂朱德、叶剑英、陈毅等老帅，并编辑出版《林彪选集》、《林彪语录》；四、康生、曹轶欧在党校搞“清队”和“整党”问题上，颠倒敌我关系，致使大批的干部群众受到审查、关押、开除、遣送；五、康生、曹轶欧在党校乱点名的问题，康、曹在党校动则说某某是反革命、叛徒、黑帮、修正主义分子（实际上与第四个问题是一回事）；六、康生在对待李广文（李广文，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一部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等职。文革初期受康生信任，后失宠。因贴了一张揭发康生在王、关、戚问题上耍两面派的大字报，立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收监审查。）问题的处理上出尔反尔；七、党校的“五七”干校的办校方向违反毛主席关于办好“五七”干校的精神；八、党校的“五七”干校的办校方针有问题（实际上与第七个问题是一回事）。九、康、曹包庇造反派头头；十、康生把持党校期间，其亲信和党羽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舆论。

　　康生虽然于1975年12月16日因病撒手人寰，但在死后的悼词上，他却被封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光荣的反修战士”。如今这“两顶桂冠”依然还在，并且曹轶欧还依然活着，又在党的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王富长的发言石破天惊，无异于在第一教室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对于王富长的揭发，胡耀邦的处理是慎重而睿智，他在会上说，王富长同志提出了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对过去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康生同志和曹轶欧同志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批评。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对过去的领导有意见，可以不可以提呢？我看有意见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我们党的组织原则的。但为什么说，对过去的领导提意见是事关重大呢？因为康生同志是我们党的副主席，现在去世了。曹大姐又被选为十一大的中央委员，现在又离开了党校。所以，第一是可以提的，但是提意见必须遵守以下几条：第一，必须实事求是，为什么要提意见，主要是为了分清是非，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不实之词，污蔑更不允许，要把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第二，只在我们党的会议上提。党章规定，在党的会议上可以批评任何人。在党的会议上提意见是合法的，是党员的权利，是不可侵犯的，不可剥夺的。没有参加会议的同志怎么办？每个党员如有意见，可找组织谈，或者写材料交给组织。这一条我提议作为这个会议的纪律，不搞小广播，搞小广播性质就变了，是自由主义了。第三，只在会上讲，或写书面材料，不贴大字报。第四，意见提了后怎么落实，怎么办？如实向华主席，向几位副主席反映。请华主席、党中央去决定。比如，刚才王富长同志讲的，会议简报组可以作为这个会议的第一个简报增刊，不下发，送华主席。简报发出前可以由发言同志再三审查。我们对会议负责，对同志们的发言负责。

　　会后，“整风会议”材料组的陈文斌、刘立中两位同志根据王富长的发言整理了一份书面材料，内容与发言相同，只是把十条精简为了九条，让王富长看了定稿的清样，最后按照耀邦的要求上报中央。

　　从目前公开的历史材料来看，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揭发康生问题。

　　王富长在“整风会议”上的揭发，成为了引燃康生问题的“第一把火”，这把火伴随着拨乱反正的罡风越烧越旺。

　　胡耀邦支持揭发康生的“小字报”

　　1977年12月3日，中央党校哲学研究室教员李公天来找哲学研究室副主任韩树英，他对与自己一同挨批挨整和下放劳动的韩树英说：“老韩，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曹轶欧死了！”韩树英问：“听谁说的？”李公天回答说：“听一个朋友说的，我来对你说这个的意思是，现在康生的问题还没有被揭出来，中央在悼词中送给他的‘两顶桂冠’依然还在，如果不揭发康生，中央可能还要给曹轶欧很高的评价！”

　　韩树英：“那，应该怎么办呢？”

　　李公天：“我们写小字报揭了他吧？”

　　韩树英：“应该揭发，但这不是个小事情，我们要去请示一下耀邦同志，况且在他的上边还有汪东兴和华国锋，我们看看耀邦同志什么态度。”

　　于是李公天就到52号楼耀邦同志的办公室找到秘书梁金泉，告诉他“曹轶欧死了”的消息，并对他谈了他与韩树英想贴小字报揭露康生的想法。梁金泉表示：这个事情我向耀邦同志汇报，他对康生的看法很清楚，但这个事情他恐怕不好表态。

　　胡耀邦对康生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据秘书陈维仁说，对于康生这个人，耀邦非常厌恶。陈维仁记得，每当提起康生，耀邦从来不说其名字，而是用食指在鼻子下边一划说：“那个人”（康生的上唇一直留着胡子）。

　　12月3日是星期六，本来胡耀邦已经决定不回城里了，但当他听了梁金泉汇报后，当即决定回城里的家中。他的目的是回城里打听消息。

　　12月5日星期一，胡耀邦一到办公室就对梁金泉说：“这个李公天，不好好念书，却去打探小道消息，曹轶欧根本就没有死！”

　　刚上班李公天就去找梁金泉打探消息，这时才知道自己得到的消息不准确。他问梁金泉：“那么小字报还可以不可以贴呢？”梁金泉说：“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李公天又回到哲学教研室找韩树英，韩树英说：“为了慎重起见，你再去问问副教育长冯文彬，看他什么态度。”

　　12月8日早8点前，李公天就来到冯文彬在党校的家中，对冯文彬说：“康生祸国殃民，罪大恶极，而又隐藏很深，我们不揭开康生的盖子，不仅中央党校的揭批查运动深入不下去，全国揭批查林彪和‘四人帮’的问题也深入不下去。现在中央对康生没有表态，而且有人还要保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到不给耀邦同志惹麻烦，打算不贴大字报，而贴小字报，不贴在室外，而贴在16楼室内走廊墙上。16楼是教务处所在地方，学员常来常往，能看到小字报，这就能把康生问题端到全国去。不知耀邦同志和文彬同志认为这样做行不行？”

　　冯文彬说：“这件事情我要征求耀邦同志意见。”

　　中午一下班，李公天又来到冯文彬家中，冯文彬对他说：“耀邦同志讲了，贴康生的小字报这件事，我们既不提倡，也不反对。”

　　听了冯文彬的话，李公天高兴地说：“这个态度就是对我们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支持。我们决定贴出去了。中央如果怪罪下来，责任完全由我们来负。”

　　李公天将冯文彬的话对韩树英说了后，韩树英说：“冯文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暗示我们，耀邦同志是同意的。既然这样我们就下决心，揭他！但只有我们两个力量太单薄了，还要再找几个人！”于是，他们又找了哲学教研室的吴秉元、卢俊忠、吴义生、毛卫平。中午就把小字报写了出来。

　　由于吴秉元表示自己要单独署名写了一份，韩树英、李公天、卢俊忠、吴义生、毛卫平就五个人联合署名写了一份，日期写的是12月9日。经过商议，为了有所区别，吴秉元的那份日期写的是12月8日。这样，共写了两份小字报。当天下午，他们就把两份小字报都贴在了16楼的走廊里（哲学教研室就在16楼办公）。

　　小字报指出：所谓“康生路线”，实质上与林彪、“四人帮”的路线不过是同一路线。

　　当晚，当有人向胡耀邦报告说16楼有人贴出了揭康生的小字报时，胡耀邦当即就兴奋地披起大衣对秘书梁金泉说：“走，看看去！” 梁金泉劝阻他说：“耀邦同志，你不知道这件事啊！”耀邦听了，先是一怔，接着便会意地笑着说：“对对，我不知道！”

　　12月9日，到16楼观看小字报的人特别多，有党校教员，也有学员，许多高级班的学员也纷纷来观看，大家来了一拨，又一拨，络绎不绝，多数人看完之后沉默无语。一直到了晚上，还有人打着手电筒来看。这天，胡耀邦也不顾秘书的劝阻前去观看了小字报。看完之后，他对秘书说：“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我们来看小字报，这就是一种支持。贴‘那个人’的小字报，我不提倡，也不反对。我们要把被“四人帮”颠倒的一切是非通通颠倒过来，对谁有意见你们都可以提，不写大字报，可以写材料，小字报找个地方贴，校内外同志都可以看。”

　　16楼有人贴出了揭康生的小字报的消息在中央党校不胫而走，一连几天，不但观看的人络绎不绝，并且小字报越贴越多，墙上很快就贴不下了，大家就在走廊里面拉起铁丝，把小字报挂在铁丝上。一楼挂不下，就顺着楼梯向二楼挂，从一楼到二楼都挂满了小字报，煞是壮观。

　　12月10日早晨，曾在“整风会议”上揭露康生的王富长也到中央党校主楼的二层东侧的走廊贴了一份长达22页的小字报，题目是《揭露康、曹在党校干的坏事》，这正是他在整风会议上的发言稿。几天过后，王富长感觉这件事情有纪念意义，他就把自己贴的小字报揭下收藏起来，使这份有着十分重要的纪念意义的小字报得以保存至今。如今，依然可以看到这份用红横格稿纸眷写的小字报的背面有贴在绿色大纸上的痕迹，装订的曲别针已经与稿纸锈蚀在一起。

　　由于学员们纷纷前来观看，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全国各地。

　　如果说中央党校“整风会议”上的揭发，是引燃康生问题的“第一把火”，那么，中央党校公开揭批康生问题的小字报，则向党内理论大奸康生打响了“第一枪”，从而揭开康生这个阴谋家的画皮。这一批判，掀起了中央党校的揭批康生运动，并迅速扩及全党、全国。从而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露康生问题及以后中央对重大问题作出正确结论作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

　　康生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仍然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职务。

　　1977年12月21日，胡耀邦回到中央党校召开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主要是欢迎新任副校长马文瑞同志与大家见面。在见面会上，胡耀邦十分策略地提出了康生问题。

　　在向大家介绍过马文瑞同志后，胡耀邦突然转头对身边的副教育长冯文彬说：“文彬同志，听说16楼有人贴出了揭康生的小字报？”

　　“有，是的”冯文彬回答很干脆。

　　胡耀邦又转头问马文瑞：“文瑞同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一不提倡，二不反对，你看怎么样？”

　　马文瑞听了胡耀邦的话，沉思了一下说：“根据党章规定，和党的传统来看，党员对什么人有意见都可以提，我看是可以的。”听了马文瑞这番话，胡耀邦同志会心地笑了。

　　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胡耀邦指示根据中央党校的揭发材料、造反派头头的笔记和中央组织部、中央联络部提供的材料，把康生点名污陷、迫害的人，按姓名、职务、点名的时间和场合，以及所加的罪名，整理出一个名单，铅印成册，报给中央。这个材料揭露了在“文革”中被康生点名污陷的共603人。其中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家主席、副主席33人；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五十八人，三届人大和四届政协常委93人；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91人；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51人；人民解放军大军区一级干部11人。以上共计337人。其余266人中，大部分也是老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

　　1978年11月10至12月13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康生问题。

　　据于光远记述：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中提出的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是康生问题。陈云在发言中说：“‘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的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陈漫远（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在发言中共阐述了七条意见，他说：“我听到的关于康生的几个问题，希望中央能够查清。”“康生究竟是什么人，最好在党内讲清楚。” 吕正操在华东组发言说：“有人说‘其人将死，其言也善’。我看康生‘其人将死，其计也毒’”。程子华、金如柏、马文瑞、萧克、韩光等也都从不同的方面揭发了康生的问题。

　　谈到康生问题，胡耀邦说，康生在“文革”中做了大量坏事，民愤极大，他不但给许许多多人戴上叛徒、死不悔改走资派的帽子，甚至把朱委员长、叶副主席都放到“有严重问题，未定性”的人里面，他指使天津南开大学搞所谓“南方叛徒集团”，反周总理。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组建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成立了对林彪、“四人帮”案件审理工作领导小组，开始了对林彪、“四人帮”和康生等的审查工作。

　　198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通知》。9月29日，全国五届人大十六次会议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进行检察起诉。在起诉书中，已死去五年之久的康生排在林、江之后，位列第三。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根据确凿证据，查明康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下的严重罪行。指出康生“政治品质表现恶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中共中央郑重决定：向全党公布康生的罪行，撤销原悼词，开除其党籍。与此同时，康生被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6名主犯之一，接受历史的审判。康生的骨灰也被从八宝山革命公墓迁出。康生，这个阴谋家终于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