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号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诞辰100周年。中共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大型纪念活动，七个政治局常委全数出席，习近平更发表长达三十分钟的讲话。胡耀邦当年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罪名而黯然下台，而他1989年的去世更被认为是六四天安门运动的导火线。习近平高调纪念胡耀邦这个中共一直回避的敏感人物，是出于什么样的政治考虑？胡耀邦当年提倡的解放思想，启蒙民众等理念，与当今习近平的治国方式有何距离？
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 中国民间学人王康；美国之音记者，社会学家龚小夏； 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
高文谦表示，拿死人做文章，是中共的政治传统。这次高调纪念胡耀邦也是一样。胡耀邦的开明、清廉和铁面反腐，已成为中共装点门面的道具。这次纪念胡是一石两鸟——既拿死人压活人，也是用死人给活人化妆：一方面，习近平反腐、深化改革，遭到党内权势集团的强力阻挠，根本推不动，想借纪念胡造势，排除阻力；另一方面，习上台后向左转，开倒车，形象大损，想借胡的清名，为自己包装，搞政治平衡，改善形象。
高文谦说，重新评价胡耀邦，不在于规格，习近平是否出席，也不在于给他戴什么高帽子，而是要给他摘帽子，还他一个公道。胡是背着“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抑郁而死的。胡的遗照满面愁容，是杜修贤在他发病前两天拍的，杜让他笑一笑，胡回答：“我怎么笑得出来？”可以说是抱恨而终，这是胡生前不能释怀的一块心病。胡德平说，胡的遗愿是希望“中央对他的问题，能够有一个结论”。如果习近平真心纪念胡，就应该改变这个结论，否则就是忽悠，胡耀邦地下有知，也不会舒眉开颜。
高文谦认为，习近平上台两年，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与胡耀邦截然不同。习学毛邓，已经颇有些“神似”，而对胡，可以说连“形似”都谈不上，完全是两条道上的车，形成鲜明的对比：胡为人开明，发动思想解放运动，突破两个凡是，带动全民思想启蒙；习思想守旧，上台后向左转，封杀言路，全面开倒车。胡平反冤假错案，给右派摘帽；习抓捕律师，制造新的冤案。胡为人宽厚，连政敌都承认他“不搞阴谋”；而习貌似仁厚，实则心机很深，善于韬晦之术，不像胡那样坦诚，可亲可敬。
王康认为，胡耀邦是社会主义国家追求真理、以人民为重的共产党领袖。其良知纯度和人道主义，是他主持平反冤狱、解放思想两大德业的基础，是他为中共专制制度难容的根本原因，是其猝死引发中国乃至世界最大规模民主运动的道德旗帜，也是中共1949年后最大正面精神遗产。胡耀邦100周年诞辰，是检验习近平和中共当局的又一道尺度。胡耀邦之死及六四镇压，成为中国改革的墓志铭和权贵肆虐、全面腐败的序幕。如果以此为契机，昭雪六四，中国将摆脱26年政治严寒，走向民主宪政；反之，把胡耀邦作为强化红色帝国的教化工具，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发生难以遏止的祸乱。在民主宪政尚未建立之前，中国人寄希望于政治人物，是时代的无奈，但如果一味罔顾人民的意愿，历史就会以更广泛的危机和反抗予以回应──这就是胡耀邦生死以之的启示。
程晓农认为，官方今天纪念胡耀邦，一方面是希望从耀邦的政绩和声望中挖掘一些所谓的“正资产”，来弥补统治集团摇摇欲坠的声誉；另一方面也想利用民众对耀邦的怀念和尊重，增加一点社会大众对当局的向心力。胡耀邦是中共领导人当中少有的理想主义者，因此表现出单纯、坦诚、率真、不玩权谋、亲近民众等人品特点。在充满了权谋和帮伙关系的中共高层，耀邦历经风险，从1983年到1987年短短4年间，他6次遭到党内高层的打压，耀邦有一句反映自己性格的话，“宁可得罪个别人，不能得罪十亿人”；而每次习仲勋都顶住邓小平等老人的压力，站出来支持耀邦，但耀邦最后终于被整垮。耀邦的孙女最近写文章纪念她爷爷时提到两句话，“他在邪恶面前选择了正义，在逆流面前选择了良知”。这两句话充分体现了胡耀邦这样的理想主义者领导人的政治选择，那就是，面对党内的邪恶和逆流，宁可选择正义和良知。中共历届领导人当中，只有胡耀邦和赵紫阳这样做过。
龚小夏认为，习近平的反腐得罪了不少红二代，而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干部子弟中有相当影响，这可能是习近平高度评价胡耀邦的考虑之一，即整合党内外对他的支持。胡耀邦当年的思想解放，其实并不是出于对于西方制度和普世价值有多大的了解，而是出于良知和常识感。他当年曾说，要学习西方，要用刀叉，不用筷子，要穿西装打领带。这可以看出他对于西方的理解是非常皮毛的。但他出于良知，知道要用符合常识的做法来治理中国。相比之下，今天的习近平又用毛那套违反常识的方式来统治中国，这是习和胡的不同之处。胡耀邦当年在党内的评价是“不成熟”，有点被看不起，其实反过来说他就是一个性情中人，他的率真使他在中共讲究心计的政治文化中无法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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