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1月24日，中共中央举行了第28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这是中共十八大后第三次聚焦于马克思主义相关议题的政治局集体学习。2013年12月的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2015年1月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主题是“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这两者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于上世纪70年代末在清华大学就读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其执政生涯中，对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了较多的注意力。其在他上位之后多次在政治局集体学习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学，以及在2011年5月中共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身为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就提出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都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在新的时代形势下，马克思主义或许正在经历着一个危机与渐变的过程，也就是“去马克思化”的过程。不过，这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潜在危机显现 中共十八大后政治局集体学习已经成为一项制度。孔子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作为中国决策群体的中央政治局时时学习新内容，复习旧知识，对其治国理政也会有所裨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共系列指导思想中数十年来排名首位的一个，习近平所代表的中共领导集体如此重视实属正常，进行集体学习也是应有之义。作为一群已经接受中共思想教育和实践数十年的老党员，他们的集体学习或许更主要是一种温习、复习，以新内容新形势补充完善旧的理论框架，并达成共识。
马克思出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生活于1818年至1883年，距今已有130多年时间。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与政治的理论被统称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被公认为一个杰出甚至是伟大的人物，他的“马克思主义”被广泛传播、实践，出现各式各样的分支，也持续发生着流变，而且有些失败了，还有一些一直走到如今。在中国的一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初版本的”毛泽东思想“，以及之后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江泽民时期的“三个代表”与胡锦涛时期的“科学发展观”，也被部分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成。这些都已被中共尊奉为指导思想。其中，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形式呈现。
执政者对马克思主义再熟悉不过，并且也有着高度默契，外界对此也不陌生。不过，双方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却有较大的差异。抛开意识形态、认知程度和情绪偏见不谈，这种差异还起因于双方对马克思主义是否真正具有普世性，尤其是对中国而言，以及是否对当下中国实践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指导意义。不久前，官方媒体与民间舆论围绕“共产主义”展开激烈争论就体现了这一点。而官媒对“共产主义”的解释也并未触及一些实质性问题。或许即使是中共执政者对此也会持不置可否的态度。
中共十八大后，执政者有意突出中国本体实践意义和价值，这也是一国发展的必然性要求。不过，却与作为泊来品的马克思主义构成潜在冲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在其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新内容的补充，也有对最初版本的不断修改。
换一个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一个辩证地“去马克思主义”过程，因为其原本的很多定义、描述、理论和预测都会被删改，以中国的实践替换或补充之。而且随着中国实践继续进行，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改也会越来越多。当做出太多了改动以致与原版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中国实践的内容分量逾来逾重的情势下，是否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意义势将有所动摇。从理论上来说，基于自身实践得出的抽象化的经验成果，或许比套用的外来理论体系对自身更有价值和有活力。
比如，此次政治局学习虽然主题名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但官方所披露的习近平讲话对马克思在这方面的论述少有提及，却用了大篇幅介绍中国的创新实践，比如“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等等，接着就对未来经济发展提出原则性要求，比较能够说明问题。
马克思的旗帜还要打多久？
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等理论是中共党建最本初的来源，是中共一整套制度和理念的基石，而且对现今仍然有基础性和宏观的指导意义。这是中共很难将其抛弃，并且在发生有关发展道路问题上的争论后又可能进一步寻根溯源加以巩固和并参考之的主要原因。不过在另一方面，如果马克思的那些理论架构都已经是成为一种普遍常识，成为阶段性的成果，那么其对现世的指导意义就会有所折扣。
在这两个体系之间，也就是在马克思原版理论体系和中国化过程中的实践得出的理论体系之间，在比重和分量方面，存在一个不断调整和小心拿捏的尺度，而且这一尺度会越来越向后者偏移。当前或许已经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失衡，并且有可能在将来因为反差过于强烈而使打破这种平衡关系。
虽然也可以说，马克思理论是后者的基础，二者之间难以分割且不具备完全的可比性。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由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在中国被真理化和绝对化，客观上导致一种“罢黜百家，独尊‘马术’”的局面。这既能为中国政治的发展起到带动作用，同时也会起到阻断效果，而且势必限制中国自身在同一方向的创造力和价值，而后者本来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向前者靠拢，甚至是取而代之的可能的。
比如，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实事求是”，再加上习近平在此次集体学习中提出的一系列中国实践成果，都是马克思理论体现，也能起到替代作用。从中抽象和扩展出一套更具中国特性的哲学、政治理论和价值观也并非不可能。
总体而言，马克思的理论体系至今也没有完全过时，作为中共仍然需要一种信仰和价值体系也凝聚自身。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内，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或许也没有现实可操作性。高举着的马克思的旗帜，或许还要继续打下去。尽管如此，在具体议程设置中，也有较大的可操作空间。比如，在沿用马克思的理论的同时虚化马克思本人属性，也就是在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进行“去马克思化”。
上文所提到的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主题所涉“历史唯物主义”和第二十次所涉“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共理论框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组成，但是其主题名称中并未出现“马克思”三个字。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所涉政治经济学又提出马克思，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可能是因为其全称就是如此，没有特殊的意义，也可能反映了在有关马克思问题处理上的一种暂时性回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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