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户籍制度不废 “拼爹”乱象难止

　　每年这个时候，都是中国高校毕业生忙着找工作的时刻。除去看成绩、拼能力以外，可能还需要找关系甚至“拼爹”。为找到理想工作，同学们可以使出浑身解数。

　　表面上看，讲关系和“拼爹”不过是中国年轻一代寻求职业发展前景时采取的权宜之计。但细想来，总让人感觉不舒服。好端端的人，为什么要“拼爹”呢？

　　显然，“拼爹”是为了获得一个更为有利的上升通道，无论找工作，还是升学，这种现象在当今中国都十分普遍。即使“拼爹”不成，找靠山、“傍大款”的想法也总是存在的。问题在于，这种现象为什么越来越多了，尤其与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80年代相比。

　　让我们看看“拼爹”的经济学机理。考虑两位父亲，一位的收入是另一位的两倍，那么他们孩子的收入会有什么差别呢？有研究显示，在丹麦，高收入父亲的孩子平均只比低收入父亲的孩子多挣15%，而在中国，这一差距达到60%。换句话说，同样是有位有钱的爹，中国下一代的收入比其他同辈人仍高出许多。

　　上述现象被经济学家称为跨代收入弹性问题，它揭示出社会流动性的高低，衡量的是人们从低收入阶层迈向高收入阶层的难易程度，也被称为纵向流动性。以此为据，中国的社会流动就远不及丹麦来得高。

　　高的社会流动性表明，任何人都可能通过个人奋斗挤进高收入阶层，此时“白手起家”成为一种常态，梦想相对容易实现。在这样的社会，尽管生在高收人家庭是一种优势，但这种优势对孩子成年以后收入的影响并不大。相反，低的流动性意味着个体的经济地位往往需要由其父辈来决定。此时，有位有权有势的爹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社会流动性与收入不平等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低社会流动意味着社会阶层固化严重，收入差距悬殊，衡量这种差距的基尼系数较高，社会矛盾突出；另一方面，贫富差距过大还会推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他们会排斥其他低收入阶层人群触动他们的“奶酪”，阻碍社会流动，损害机会平等。

　　如果要对当今中国实行的“主义”加以概括，那么，恐怕没有什么比权贵资本主义更恰当的了，这应归咎于法治在中国的长期缺失。由于没有现代国家必需的宪政体系和实践，中国社会已经滋生出大批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特别是，伴随着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这些集团掌握的资源更多了，政治和经济地位也得到空前巩固。这些壮大了的特权阶层是当今中国各类不平等的最大收益者。他们最想维持现状，反对旨在鼓励社会流动的任何改革和努力。因为社会流动的结果，会动摇他们长期霸占的地盘。

　　法治不彰必定助长腐败行为，这同样也会阻碍社会流动。因为在一个缺少明晰规则和公平竞争的国度，富裕的精英家庭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收入传递给下一代。在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各国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中，中国的情形停滞不前。2014年，中国的腐败控制指数为47%，即中国的腐败情况比全球53%的国家严重，而中国的法治水平糟于全球57%的国家。

　　依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的测算，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国最富裕的1%人群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快速提升，正以接近45度的角度向上延伸，几乎未曾出现其他国家有过的上下波动情况。一句话，中国的贫富差距一直在扩大，从未有过改善的迹象。这多少解释了为什么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今日中国的流动社会性更低，也说明了讲关系、“拼爹”等现象愈演愈烈的原因。

　　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指出，中国“国企”尤其那些占据垄断地位、收入颇丰的“央企”，常年很少或根本不发招聘启事。是这些企业不需要新人吗？显然不是。只是他们录用新人时，通常是以“打招呼”式的黑箱操作来进行，没有过硬关系的普通人家的孩子很难获得这些职位。在今天的中国，权贵阶层已成为收入不平等尤其社会不公的最大源头。

　　其实，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存在或大或小的利益集团。问题关键在于，不能让这些集团长期损害全体社会成员的福祉，否则，将会导致社会僵化、发展停滞。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其《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一书中，对此类现象做过透彻的分析。

　　在国际学术界，围绕社会流动性的研究近年呈现出井喷式的增长，这主要得益于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的推动。2012年，在他出任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曾对美国不平等的起源和后果发表过一次讲话。克鲁格借用家喻户晓的美国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主题，即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中不平等以及阶层分化的故事，推出了所谓“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The Great Gatsby Curve），该曲线揭示出当代人财富的集中程度与下代人在经济收入方面比肩上代人能力之间的关系，直观地勾勒出不平等与跨代社会流动性相互掣肘的联系。

　　除去聚焦于美国社会的不平等问题以外，克鲁格在演讲中还指出，在那些收入不平等较高的国家，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在成年后不大可能改善他们的经济地位，因为在这些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社会财富依然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总之，贫富差距越大，代际流动性就越低。这些论断对于当下中国来说，可谓正中时弊。

　　针对中国目前的情况，尽快废止户口制度应是增进社会流动，缓解不平等及解决其他社会不公问题的重要突破口。其实，学术界对户口制度的声讨从未中断。其中一种说法是，与种族隔离相比，户口制度走得更远，因为它活生生把同一种族进行了隔离，由此导致无数悲剧。如今，“hukou”（户口）一词频频出现在英文媒体甚至学术论著中，俨然成为一个刻画当今中国社会特征的典型符号。

　　目前，中国仍有一半以上的农业户籍人口。如果一个孩子生在农村，父母是农民，收入较低，那么，这个孩子未来的生活前景将大打则扣。尽管他们可以移民到城市，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但多数难以获得体面的工作。中国城市近来持续的高房价，以及社会保障的不健全，都使得外来务工者立足更为艰难。

　　中国户籍制度原是仿照前苏联人口管理政策而建立的。如果说当时这一制度的推出是出于某种无奈，不得已而为之，那么，经过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政府已有了充足的经济积累，可以也应该能够支付得起废止户口制度所需要的成本。

　　考虑到社会成员的流动便是思想的流动这一简单事实，那么，我们极易理解阻碍社会流动势必会抑制整个社会的创新精神，损害创新活动，导致生产率下降。尽管创新活动需要诸多理由，但高的社会流动一定是创新活动的必要条件，如果不是充分条件的话。

　　可以说，中国户口制度造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既阻碍了横向流动，也损害了纵向流动。“有关部门”找借口迟迟不动甚至阻挠户籍改革的做法，说到底还是利益集团的狭隘偏见，需要彻底摒弃。

　　说到底，户口制度不过是特权的表现之一。在特权横行的地方，人权就会受到压制和侵害，因此，未来中国能否废除户口等特权制度，还基本权利与民，不仅关系到社会流动，而且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一步，更可看作是中国能否迈向现代国家的标志。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预测，未来的经济增长份额中，来自资本的贡献将远超劳动的贡献，且这种差距有扩大的趋势。这意味着，未来社会有钱的人将会越来越有钱，贫富差距恶化。如果皮凯蒂的预测在中国兑现的话，那么，中国未来的收入不平等将更为严重，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愈发棘手，而“拼爹”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存在。

　　中国的改革大业尚未完成，改革的目标既要维护社会公正，又要确保经济效率。政府要围绕增进社会流动性做文章，彻底废止不合时宜的户籍制度，创造条件让人们自由迁徙，为最广泛的人群提供好的教育，同时启动政治改革以促进法治，根除腐败等，以此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能。这不仅是“制度红利”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通过上述举措，可以让每个社会成员对这个国家心存希望、心生梦想。

　　（作者王军致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与欧洲经济研究中心（IES Europe）主任Emmanuel Martin博士进行过多次讨论，文中的部分观点得益于这些讨论。当然，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