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对商人特别狠 徐明之死轻如鸿毛

　　原题：徐明之死与中国商人的“原罪”

　　12月6日，海内外中文世界最吸引人的新闻当是商人徐明之死。由于徐明与薄熙来的关系，由于明年其刑期届满有望出狱，由于他的遗体被迅速火化，这条消息引起多方猜测，从死因到其倚官经商的江湖旧事，再到纽约时报旧文中与前相府千金的故事，都被陆续翻炒。一位曾轰轰烈烈生活过的传说中人物，想安安静静入土也不容易。

　　徐明还有多少残余价值？

　　所谓残余价值，不是指徐明的生命价值，而是指作为污点证人的价值。

　　关于徐明死因的猜疑，主要起于徐明掌握多少秘密。在一个电话叩应节目中，有位听众问到这问题。当时我的回答是：死因我不便多猜疑，但如果说是灭口，我倾向于不相信。为什么？因为徐明自入狱后，想必有司方面为了从他口中掏出那些“机密”，已经是翻来覆去审过数百遍了。人民网曾刊登一组中纪委办案基地的图片，附上记者说明：“有问题官员称，最害怕‘双规’生活，有时不过三天就全坦白了”。

　　现代审讯有录像、录音、笔录，特别是如此大案，审讯资料不能丢失。从他获刑之轻，以及与薄熙来庭上对质等情节来看，应该是没有什么隐藏的秘密的。以徐的身份，以及他主要是都督夫人的朋友，兼公子钱袋，传说中的薄周密谋，大概他不够资格参加。至于他与相府夫人及千金的故事，大概也是条陈缕析，无什么秘密可榨取了。

　　因此，我更倾向于这样看待徐明的一生传奇：徐明的故事，只不过是本时代中国商人命运的缩影。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一些起于民间且有经商之才之人，找对了靠山，抓住了时机，风云际会，终于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财富故事。我在《天堂与地狱：中国政商结合的路径指向》中，以曾成杰为例剖析了政商关系的一种归宿，“中国的制度环境决定了政商结合这条路潜藏着两种可能：掌握实权的官员们既是“立王者”；又拥有足够的能力将官员所立的“王”打回原形，毁掉“王”们的财富“沙堡”，甚至生命。”近几年习近平反腐以来，徐明及川商、晋商的命运，则代表另一个类型：商人的命运与他们的政治保护伞同沉浮。

　　中国政商关系下，商人难逃“原罪”

　　习的反腐涉及面之广，超过邓江胡时期任何一朝。我曾写过一些文章述其特点，指出极权体制下，权斗式反腐与常规性的公关型反腐交替出现，只是极权政府维护统治的基本手段，不能寄望这种反腐能够根除腐败。我也曾概括习王反腐的一些特点，比如：1、反腐主要只及省部级以上，基层腐败未有大的触动；2、红二代及权贵家庭基本未伤皮毛；3、对商人下手特别狠，晋商（煤老板）、川商成批倒下，与周永康之子周滨有利益输送关系的川商刘汉家族遭遇灭门之祸。

　　中国政商关系得益之大，危险度之高，结成的毒果之甜，于此可见一斑。尽管倒掉的官员数量有限，被拉去陪葬的商人也只是一部分，但积累财富过程中的“原罪”隐含的命运符咒，并不因时间消逝而消失，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作。最典型的例子是1995年上海“327国债期货合约”事件而发迹的富翁们。

　　1995年2月23日被称为“中国大陆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当天，围绕着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代号为327的国债期货合约，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投机绞杀之战。事件主角、万国证券总裁管金生因未获得财政部内线消息，“做空”败北，不久锒铛入狱，1997年以挪用公款罪名被判处17年徒刑，服刑7年后保外就医出狱。获得财政部内线消息而做多的官办中经开及其关连者大胜，帐面盈利超70亿元。但1995年底接任中经开第三任总经理的中共前财政部部长助理韩国春，却曾向《财经》杂志透露说：“327给中经开的利润连1个亿都没有”。外界一直在追问，70亿元帐面上的盈利都流向了哪里？

　　据坊间传闻，70亿元中的一部分流向了靠内幕消息在中经开名下开立老鼠仓的玩家，即中财系人马纠集来的江浙财团。而这些玩家中最著名的中经开操盘手魏东跳楼身亡、袁宝璟一家三兄弟因卷入暗杀事件被判死刑，遭灭门之祸。袁家之所以付出如此惨重代价，是刘汉暗中运作的结果，其间可能涉及一笔高达22亿元的利益输送。

　　后来创办汉龙黑金帝国的刘汉虽然攀上周永康，最终仍然难逃一死。在327国债事件中赚了大钱的前上海房产大亨周正毅，2007年11月因涉陈良宇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先跟万国证券做空，其后反水跟随中经开做多的辽宁国发集团，后因“辽国发案”涉及数百亿元之案，其控制人高原、高岭兄弟俩潜逃出国，至今杳无音讯。

　　与“327国债”事件有关的富豪们，3死1囚2逃亡。这出当时震动上海与江浙一带的财富江湖恩仇记，一直有很多故事口耳相传，只是媒体不敢登载，香港媒体也只是报导过一些耸人听闻的情节。这一事件中最大的谜团就是财政部的内部消息通过什么管道泄露给中经开，背后有何方神圣在操纵，70亿巨额斩获当中的大部分由谁拥有。据江湖传说，这事情目前还没有完，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再鼓出泡沫，将某人吞没。

　　虚幻的中国梦：政商之间的“君子之交”

　　2012年以前，中国商界确实没认真思考过中国政商关系，大部分人满足于从中受益，少部分人知道这样做有点不安全，但认为自己与官员之间已经结成荣辱与共的利益羁绊，也算有点安全保障。其间中南海也曾易主，但江胡两朝权贵基本相安无事，陈良宇案牵涉面极为有限，不妨碍99%以上的政商们继续共谋发财。自习近平反腐开始，官员成批入狱，几个所谓“塌方式腐败”省份的商人，比如晋商、川商均遭受重创，几十位巨商的家族财富化作烟云，商人们才开始认真思考政商关系。

　　这种思考包括两方面：一方面，不少人悄悄将资本撤离中国。到底撤走多少？外汇储备减少算是一个参考数据。

　　中国央行12月7日公布，11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为3.44万亿美元，与2014年6月底的最高值3.99万亿相比，减少了5500亿美元。另一方面，在习近平强调官商之间不要勾肩搭背，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建立良性互动的“君子之交”之后，中国的商人们也开始在各种场合反思中国的政商关系，不少多年与商界打交道的官员与商界巨头都就此发言。

　　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表示，中国最小的官也比最大的企业家神气，这样的政商关系很不正常。龙表示，要把法律作为一个底线来确定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基本框架——这话道出了中国政商关系中，商是弱势一方的事实，但却忽视了中国不是三权分立国家，在一党专制、党的意志高于法律的情况下，不可能由法律来规范政商关系。

　　盛传与多位前任、现任政治局常委家属有利益关系的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称，自己做企业的方法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并解释说“这句话的核心就是要走市场，搞自己的商业模式，但我也不赞成远离政府，在中国我觉得远离政府太假了。你不理政府不理党，显然太假了。”王还感叹，处理政商关系比读哈佛博士还难。

　　另一位与权力层同样有颇多瓜葛的阿里巴巴老板马云，谈起如何和政府沟通，比王健林更言不由衷。他认为这只是“需要技巧”，“改变（政府管理方式）并不容易，我们要表示尊重，和他们进行沟通和交流，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倾听我们的问题、关切等等。”

　　以下的反思还算接近真实，比如认为“凡是行政审批多的地方，腐败就越多。……要让政商关系更加简单，让官员和企业家都免于腐败的困扰，最好的方式是简政放权，推行行政审批改革”。所谓“行政审批”，就是政府行使资源垄断权的一种形式。

　　国内人不敢说透的一点，中国政商关系之所以如此扭曲，就是中共政府垄断一切资源，并掌管资源配置大权所致。不解决这个根本性的制度问题，要求商人自律，与官员之间建立“君子之交“，只能是个“中国梦”；在现有制度下，中国只能沿着既有的政商关系道路走下去，商人永远都有“原罪”，徐明死了之后还有徐明第二、第三，……源源不断。（作者何清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