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退仕从教的前中国文化部副部长于幼军在广州中山大学开讲“反思文化大革命”讲座，其“文革阴魂若隐若现，侵蚀执政党和人民肌体”等言论引外界热议。据悉，第二场讲座被加强检查，于幼军则表示由于“有事回京”，原定的计划时间将被缩短。有传闻称是因为于幼军讲座内容引起社会舆论过大，因此被“高层”叫回北京训话，目前该消息尚未得到证实。
“我本书生，闯荡江湖若干年，现在终于回归原点。”这是于幼军在退休后回归到大学校园后发出的感叹。大陆网络上曾有一篇文章这样描述于幼军称，“这个前山西省省长昙花一现，来山西之前，他是中国政坛的明日之星，在祖国南大门主管意识形态，抓宣传工作多年，到深圳、湖南政绩斐然，一路亨通。从山西离开后，他官运发生大逆转，屡屡受挫，如今他决定回母校中山大学当教授，从教师出发，回到育人传道，在我看来算求仁得仁。”
或许于幼军自己都没有想到，在离开官场多年之后，他再次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回到了公众视野中。2015年12月9日，于幼军在中山大学以一堂“反思文化大革命”的课程，重新开始自己的教师学者生涯。与刘志军、蒋洁敏那样因为腐败滥权，从官场“出局”不同以于幼军为代表，中国官场实际上有这样一批官员，他们或因为命运捉弄官运不畅，或因为不适应中国官场文化而离开的“出列者”。
正如大陆媒体人罗昌平所言：“于幼军作为个体在政治中扮演何种角色，有待后人评定。尽管身有瑕疵，但他体现出的开明、勤勉、负责以及开拓精神，却是当今官场难能可贵的品质。”如何看待这种“于幼军现象”？即社会公认有能力的官员却因为某些没有触犯国家法律的过错失意官场，能否建立一个完整的官员复出机制，可能是重建中共官场生态过程中必须要重视的一个环节。
壮志未酬
2015年12月8日，微信公号“中大博士”发布一则讲座通知。通知称，于幼军教授将于12月9日至25日的15时至17时30分在中山大学举办8次讲座，讲座内容围绕“文化大革命”。
根据新浪网等媒体报道，于幼军的讲座因为来的学生多，最后的讲座地点由小教室，换到锡昌堂8楼会议厅，后者可容纳260人。对此次讲座，校方非常谨慎和低调，接纳的听众仅限于校内老师。据参加这场讲座的学生描述，于幼军“讲的挺好，有水平”。因为这些文革知识，对这名学生来说，“只是在课本上一句带过”。而这也是于幼军开讲的初衷。“我是文革的过来人，我有这个任务，总结汲取历史教训、把握当下，走向未来”。
中国官员走近大学讲台的例子并不算少，于幼军此番之所以引起舆论关注，原因或有两点，一是他讲座的内容是“文革”。文革在今天的中国虽非禁区，但是在高官层面却罕有人对此表态。
于幼军被外界关注更多的源于他此前的官场“传奇经历”。于幼军早年入广州市委宣传部工作，在担任“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期间，撰写了章回体小说《社会主义四百年》，获得好评，并赢得了“才子”之名。1986年，33岁的于幼军擢升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其后在广州市的东山区、天河区任区委书记，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全区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41岁担任广东省宣传部长，是广东最年轻的副省级干部，期间于幼军倡导开放的思想氛围、宽松的空间致使当地涌现《南方周末》等一批大胆敢言的媒体。
2003于幼军调湖南省工作出任省委副书，两年后转任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在山西提出煤炭钢铁零增长的目标，关闭了7,000千多个非法煤矿、小煤矿和3,000多间炼焦厂，花大力气改善环境，还有规划启动了矿工的棚户区改造。他被民众普遍认为是山西建国以来最好的领导。这也是他政治仕途的顶峰。2007年山西 “黑砖窑案”（知识点）发生，虽然于幼军主动公开做检讨，并向受伤农民工和家属道歉，但是他的仕途依然急转直下。
2008年，于幼军被撤消了中央委员的职务，留党察看两年，当时的说法是因其弟涉及深圳高速公路的招标案。两年后他低调复出，任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直至退休。。纵观于幼军仕途，辉煌在广东，麦城在山西，不得不说他对山西始终有壮志未酬之感。
搭建笼子 建立复出机制
与于幼军情况相同的官员还包括曾担任过北京市市长的孟学农。他与于幼军一样，都是曾经的政坛“明日之星”，都被外界认为是能够与民众“善意沟通”的官员，但是在他们身上还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官运不济”。孟学农2003年1月当选北京市市长；3个月后因处理SARS事件不力引咎辞职。2007年9月复出担任山西省省长，一年后，又因襄汾尾矿库溃坝事故再度引咎辞职。
实际上于幼军和孟学农只是代表，在中国官场，自上而下，普遍存在这样一群官员，他们能够直面并解决中国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社会治理问题，与今天李克强等中共领导人批评的“无为官员”截然不同，这些人有能力、有想法，在各自的岗位上也都曾有过“大展宏图”的志愿，但是他们也非完人，或许因为一念之差酿成大错，或许因为时运不济，天不酬勤，让他们黯然谢幕，成为一种“于幼军现象”。
“问题官员”能否复出，舆论往往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官员复出实乃常态，因为回顾部分官员的被免职，他们往往是缘于影响巨大的突发事件，而非直接的违法违纪，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处分期”，就应该让其复出；另一种观点则强调，既然是免职，就应该是一种惩罚性举措，而不应该成为暂时逃避舆论的报复性手段，否则，惩罚和警示又该从何谈起？尤其是中国官场还存在着一种所谓“带病复出”的情况，指的是官员本身的违法违纪问题尚未被完全廓清，甚至其所涉事件的社会影响仍然留存，其就急匆匆地回到充满争议的工作岗位——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三鹿事件中被免官员的悉数复出。
但是“于幼军现象”中的官员，却与“带病复出”不同，往往是处分期限已过，并无其他问题的免职官员。因此给这些官员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重新回到一线，此时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此外，在于幼军、孟学农的从政经历中，还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他们都官至省部级。在中国官场，一官员一旦做到省部级，就会面临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升则“一跃龙门”，入局甚至入常都可能是探囊取物，但一步迈错，则有可能满盘皆输难以挽回。可以说，这个级别的官员，位于中国治理体系的中介层，属于上传下达的枢纽。既要懂政策，还要向中央要政策。既要充分洞悉中央政策的意涵，也要认识到本省或本部门情况的独特性。因此，在中国做好一个省部级官员并不容易。
一方面是省部级级别需要有能力的官员来“掌印”，另一方面官场还有这样于幼军这样有能力但犯过错的官员。这就考验中共决策层，能否避免因噎废食，在官场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行之有效的官员问责与复出机制，成为搭建制度“笼子”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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