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洋浦风波” 震动中南海

　　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五位德高望重颇有知名度的政协委员联合发言，点名批评“洋浦模式”，并得到大批政协代表签名附议。岌岌可危之际，许士杰想起了王震。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党史镜鉴》之《来自洋浦港的报》，作者史义军。

王震对洋浦开发一直是赞同的。图为王震在新疆旧照

　　洋浦模式，别无选择的选择

　　洋浦地区干冲、三都两镇的100多平方公里，是海南岛一个沿海荒芜半岛中的“不毛之地”，十年九旱，十种九不收。土层极薄，土质沙性大水少，干冲镇13平方公里找不到一块水田，到处挤满了奇形怪状的褐色石头，当地人主要种番薯，一年收成不够填牙缝儿，三万亩耕地，每亩收益只有20多元钱，农业无出路，是典型的“三多三少三难”之地：荒地多耕地少；石头多村庄少；仙人掌多经济林少；行路难用水难照明难。

　　1938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践踏海南岛，也曾觊觎过洋浦地区的海运矿产资源。当时，他们还特地绘制了一份洋浦地区平面图；1988年，这张图被日本商人带到海南岛展示给洋浦人看，竟与长沙矿山设计院现时绘制的洋浦地图一模一样。人们惊异之余，无不感叹洋浦半个世纪来依然故我。

　　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又曾提出中国要兴建200个泊位的万吨级码头，洋浦港幸居其列。

　　1974年，海南行署对洋浦港建设进行过规划，成立了筹备组，可论证结果却让人们空欢喜了一场，经当时的广东省政府批准，筹备组解散了。

　　1988年，许世杰、梁湘走马上任后，在考虑海南出路问题时，把洋浦开发列入全岛五大片区之一。直到年底，洋浦率先“成片开发”的模式才正式清晰。

　　从历史上讲，洋浦开发是指洋浦港的开发，只建几个码头。现在讲的洋浦开发，不仅如此，还包括城市、道路、工业，把洋浦变成海南西北部一个具有热带海滨特色的重化工港口城市，城市规模达到人口30万，年产值近200亿元，是当年海南省工农业总产值20亿的10倍。

　　一个在不侵犯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引来外商，开发洋浦的大胆设想逐步形成。用通俗的话说，洋浦开发区采取的做法叫做：主权范围内的事，中国说了算；企业经营自主权，管理权上的事，外商说了算。

　　应该说，“洋浦模式”是别无选择的选择！

　　所谓“洋浦模式”就是“你投资我欢迎，你赚钱我收税，你犯法我抓人。”

　　一些国外财团，纷纷对此产生兴趣。

　　据悉，一旦中央批下来，洋浦将是中国第一个“自由港”。

　　洋浦引起轩然大波

　　时间：1989年3月25日

　　地点：北京。

　　这里正在召开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五位德高望重颇有知名度的政协委员联合发言，引来了全场一阵阵的热烈掌声。据说这是本次大会发言中获得掌声最多的一次。发言对海南省政府向日本人以低廉地价长期出租洋浦大片国土提出异议，会上有270名政协代表签名附议。

　　3月26日，上海有了反应。

　　《解放日报》对此进行了详尽的报道。考虑到这么大的事情，其他新闻媒介却只字未提，该报又在3月30日二版“解放论坛”里再次强调———请注意“两会”两条新闻。

　　一是马大猷委员在政协就三峡工程论证所作的发言，二是张维等五名委员在政协批评海南省廉价出租大片土地这个发言。

　　后者不妨摘抄在此：

　　海南省拟租给日本人土地计45000亩，约为香港岛的一半面积，租期70年，必要时还可再延长70年，而每亩的租费竟只2000元！这个数据也可以形象化一些，2000元意味着什么？你要租南京路商店里一个柜台，每月的租金也要3000元左右，而海南岛土地的租金每亩只2000元，租期70年。45000亩等于半个香港的面积，70年的租金总和是多少呢？9000万人民币！9000万是个什么概念？如果把文化广场建成文化中心，投资要1亿元美金，9000万人民币，只能造一个比较好的宾馆，就是说，半个香港大的地方，出租70年，只能造一座宾馆，70年意味着什么呢？清政府是战败国，向老牌帝国主义英政府割地赔款，香港的租期99年，这9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以后，还要再等50年，现在还没有到期呢……

　　打算投放巨资承包洋浦30平方公里土地成片开发的日本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不无委屈。该公司总经理70多岁的于元平先生，打电话到北京向中央有关领导申述：作为一个中国人，按中国的法律向中国投资，怎么就成了侵略中国？

　　来自中南海的支持

　　1989年4月，许士杰看到报纸新闻后，拍案而起：“我要反击！”他震怒了。向以儒者风度，温良沉静为人著称的许士杰，在那天晚上，经历了大半生少有的情绪跌宕。激动、压抑、太阳穴的脉管在突突地跳，他来回踱步，他伏案灯下，想赋诗，想作文，思绪如麻，无从下笔。一个忠诚的爱国者的拳拳之心被辱之为“卖国”，其心情何等复杂，大概用什么样的字眼都无法形容！

　　许士杰的秘书注意到，仅仅几天时间，许书记明显地削瘦了。在北京东方饭店14楼的那间客房中，许士杰枕席难安，紧锁的双眉几天来都没有舒展过。

　　突然，仿佛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似的，许士杰指示秘书：把开发洋浦的情由用大号字体打印出来。

　　“走，”他对秘书说：“去找王震副主席！”

　　此时已是深夜，但秘书心中一亮，立刻明白了许书记的想法。

　　仅仅在“洋浦风波”爆发的几天前，王震副主席和许士杰曾就洋浦开发事宜，一起会见了于元平先生。而且，他们都还记得，王震副主席当时是怎样支持洋浦开发事业的：

　　“王主席，我都准备好了，北京哪天批准，我就哪天开工。”于元平说。

　　“好，好！我批……”王震说。

　　现在，当此洋浦开发设计岌岌可危之际，许士杰又想起王震，并希望他让杨尚昆和邓小平知道此事。

　　秘书还记得，那天已是夜里十多点钟，许士杰驱车赶到王震家中。但很不巧，王震不在家。许士杰便把报告留在了王震家中。

　　很快，传来了王震在报告中的批示：

　　“洋浦地区30平方公里的开发由熊谷组承包事，完全可行。谨建议：中央、国务院批准……”

　　与此同时，另一份报告送到了国家主席杨尚昆的手中。杨尚昆慨然允诺，愿做寄书郎，保证把信交到邓小平手中。

　　一股股暖流，通过许士杰的全身……

　　4月6日，“洋浦风波”发生后的第10天。中南海。中央工作会议在这里召开，专门解决洋浦问题。

　　许士杰抑制不住情绪的激动。整整10个昼夜的煎熬，舆论的“围剿”和“反围剿”。左右观望，上下奔波，焦灼期待，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当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中央领导者和各省市领导人的面，许士杰有了一次全面阐述观点的机会。他陈述了省委对洋浦出租的想法和理由，又驳斥了新闻界不切实际不负责任的指责，也列举了国际间买卖土地并不涉及国家主权的众多例子。

　　许士杰的发言约用了半个小时。

　　田纪云随即发言：洋浦的做法，符合已修改了的宪法，也符合国务院给海南的政策。土地有偿出让，成片开发70年是有根据的。不能给人家戴卖国的帽子。

　　上海市委负责人说：(海南)这样做没什么错嘛，上海也打算这样搞，准备开发浦东。

　　李瑞环(当时是天津市委书记)说：这样做有好处，天津也要搞有偿出让，让外国人开发成片土地。我们自己没有钱开发嘛，如果国家拨这笔钱当然好了。

　　海南省的领导们心里踏实了许多。中央工作会议之后，许士杰二人没有直返海南，而是绕道深圳约见于元平。“洋浦风波”发生后，是激流勇进还是尽早退出是非的漩涡？十多日来，于先生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

　　就在这时，许士杰向他通报了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对开发洋浦的态度，并劝说他“千万莫动摇”。于元平的心里踏实了。

　　海南省委礼堂。省人大一届二次会议。许士杰以高亢的语调讲道：“引进外资开发洋浦，我们在经济上没风险，但政治上要冒风险，大概不会挨棍子，但‘帽子’可能不会少，最吓人的‘帽子’无非是‘卖国’。为了改革开放，我们不怕戴‘帽子’。想保险，就关上门睡大觉，悠哉游哉，让荒地继续睡觉，洋浦继续长仙人掌，但仙人掌不能当饭吃……”

　　热烈的掌声，持续达一分钟以上。

　　更让许士杰和海南人民兴奋的是，1989年4月28日，中南海热线电话传来邓小平对洋浦开发问题的批示：

　　“我最后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事不宜迟。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见者讲清楚，手续要齐全。”

　　远在香港的于元平先生，听到邓小平的批示后，当即表示：邓主席“不宜拖延”的指示最中我心意，希望国务院尽快批复海南省的报告，国务院的红头文件一到，洋浦开发区的起步工程马上鸣炮开工。我唯做到：当年冒烟，3年投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