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我：“为何日本人对中国游客服务热情礼貌，而香港人老是骂大陆人是蝗虫？”这的确让我想到了一个隐蔽非常深的问题。
许多人以为日本人只是看在钱份上才礼貌对待中国顾客的，但这无法解释为何香港人的态度那么恶劣，难道大陆人到香港买东西不也花钱吗？过去我去香港买东西，说英语就会被看成上等客户，说粤语就会当成一般客户，说普通话就会被冷眼看待，对此印象深刻。可见，除了钱之外，还有一个心态问题。这种情况不但发生在香港，我二十年前去台湾，一说大陆普通话，服务员就先问‘你是大陆人吧？’，他的眼神马上就变了，显得冷淡起来。这种情况在美国绝对没有，日本也没有，韩国和越南稍稍有一点，但绝无大中华文化社会那么严重。
其实，这种情况不但发生在香港和台湾，一个贵州人到上海买东西同样会遇到这种“天然”冷遇，人们往往见怪不怪了。同是中国人，你遇到这种冷遇心中比较容易原谅，因为你把这种冷遇当成是“他”对“我”的冷遇，带有偶然性，最多算是地域歧视问题，但是，你在香港和台湾遇到这种冷遇，你会觉得这是个非常复杂问题，包含了政治歧视，阶级歧视，甚至民族歧视，如此这般，让你心中抓狂。我不否定这些因素的存在，但其背后还隐藏了更深的问题。
美国人为何没有这种问题？因为美国人心目中的人就是一个个体人，你按价出钱，我按质量给货，天经地义，相互平等，你不是上帝，我也不是奴才，两厢情愿而已。日本人为何对中国人顾客有礼貌？因为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国人也是一个个有需求的独立客户，这些客户喜欢日本产品，当然要以礼相待，这是职业道德规范，日本人对于自己职业尊严非常看重，远远比政治和历史更重要。香港人不同，他们把“香港人”的这块招牌看得比职业道德更重要，动辄用“人上人”等级观念看待华人，分出彼此贵贱，比不过则妒忌，比得过则傲慢，无法自我平衡心态，但看到外国人就不会把‘人上人’这招牌拿出来，毕竟外国人不属于儒家等级文化圈。
香港人中从小学习英国文化的比较理性看待这种问题，恰恰是那些从小被国学培养的人最容易产生这种习惯。孟子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表面听上去没错，但这个“民”是谁？不是“你”，也不是“我”，更不是“他”，却成了“人民”这个含糊不清的大集体。既然“我”“你”“他”都不是“人民”，那么人民就被分成了“香港人民”“台湾人民”“上海人民”“河南人民”“上等人民”“下等人民”，诸如此类，地域歧视由此而生，等级歧视因此而狂。更有甚者，一旦国家之间发生某件个人对个人伤害事件，就变成“印度人打中国人”，然后很快发酵成了“印度打中国”，几乎无法控制了。这种“人民”文化社会中，通常都必须用“枪杆子里出政权”来做了结，最终由一个伟大无比的人来当“人民”，万民归顺，万民合一，人民既不能投票，也不能行使司法自我申辩，因为“你不是你”而是“人民”。
大家都说中国人尽是“刁民”，这也不难理解，当一个“人民”包含了所有具体的人时，一个人的行为便成了“人民行为”，必须用“人民”标准加以衡量，自然与“人民”标准不相符合的人太多太多了。这还不算最麻烦的，最可怕的是这个“人民”还被分成了“香港人”和“中国人”等等亚群落，形成群落之间的等级攀比，结果产生无限敌对潜力。
先秦时代，没有人民这个概念，孟子遇到的人仅仅是邹国土著和邹国诸侯，他们还没有被列入“中国人民”这个大集体中。不难想象，孟子所谈的“民”，不是今天的“人民”，而是一个个收入阶层，一个个职业群体，一个个具体的司法责任人，他们享受着乡村宗法自治，和诸侯之间有着契约关系。当时的邹国就如五月花刚到美洲时的“美国”，诸侯仅仅是个地主，权力还没有大到涵盖并替代所有“你”“我”“他”人格的程度。美国从一个乡村自治社会走入民主社会，不是一开国就有的，而是“你”“我”“他”一个个具体人成为公民才产生的。那一天香港人和大陆人都手中拿着同样一张选票时，香港人再也不会骂“蝗虫”了；那一天台湾人和大陆人手中都拿着同样一张选票时，两岸同胞的关系就都变成“你”“我”“他”个人之间的关系了。到那时，日本人礼貌对待中国人，中国人也会同样礼貌对待日本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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