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标准 美媒：中国人更重视家庭

　　美媒称，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幸福的人生包括善终，而这意味着做好充分准备，甚至要准备好寿衣。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月3日发表题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幸福观有何不同》的文章称，尽管谢老太仍然身体健康、精神矍铄，但她已经给自己准备好了寿衣。

　　对许多西方人来说，给自己挑选葬礼上的衣装可能显得很悲伤或者很可怕。但是，谢老太和她的朋友们认为这样让人宽慰，甚至值得高兴。

　　谢老太向朋友们和乔治敦大学的社会学助理教授贝姬·许展示寿衣时，场面像个派对。谢的朋友们笑呵呵的，夸她的鞋子买得划算，数落她的漂亮耳环买得太贵。

　　另一位中国妇女在说到准备寿衣的事情时告诉许：“这是高兴事。大家都这么做。我十几年前就把自己的寿衣准备好了！”

　　准备丧事是件“高兴事”，这个想法说明不同国家的幸福观迥然不同。这表明，要想确定一个适用于各国的幸福定义并不像表面看来那样简单。

　　幸福标准难以找到

　　每年都有大批社会学家和资料搜集员前往不同国家，了解那里人们的幸福观。诸如皮尤研究中心的“生活阶梯”、世界价值观调查和联合国的《世界幸福报告》之类的调查衡量各国的幸福程度并进行排名。

　　这些调查的目标之一是弄清哪些要素能构成一个幸福社会。批评者说，大多数国家用以跟踪进展的标准（国内生产总值）没有考虑到人生中的一些重要内容。例如，国内生产总值无法区分砍伐雨林赚取1000万美元与投放抗癌新药赚取1000万美元之间的差别。但是，通过关注健康和幸福，研究人员可以帮助指引地方和国家政府制定政策并实现最能造福民众的经济发展。

　　这些调查往往表明，幸福最重要的构成部分之一其实是财富。与穷国相比，比较富裕的国家往往生活水平较高，医疗和教育条件较好，环境较清洁，对家庭的扶助也较多。联合国《世界幸福报告》中的地图显示，许多“最幸福”的国家是较发达国家。

　　但是，财富并非唯一要素：幸福调查还试图发现常见经济指标忽视的东西，比如可持续环境、社会进步、个人成长和自我接受。

　　然而，这些调查面临着重大挑战。对于社会学家来说，适用于世界各国的幸福标准就像是圣杯，大家都在寻找，但很少能找到。批评者指出，不同调查往往会得出迥然不同、有时令人惊讶的结果。他们质疑这些标准到底是在衡量幸福还是别的东西。

　　许说：“比如，调查结论是……‘丹麦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然后另一项调查说‘哥伦比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说不清这些问题在衡量什么。诸如‘用1-5的数字说明你有多幸福’之类的问题有很多弊端。”

　　“幸福”含义大不同

　　也许最大的问题是，在不同文化和语言当中，“幸福”这个概念有多大区别。

　　例如，在英国，“幸福”可以指不同的东西。它可以指当别人送给你一件礼物或者当你想到朋友和家人时的感受。它也可以指你对自身生活的满意程度。

　　但是，并非所有语言都以同样的方式谈到幸福。《国际语言和文化杂志》提到，有许多种语言都很难问出“你有多幸福”这个问题，用莎士比亚或乔叟时代的英语甚至无法正确地发问。

　　例如，丹麦经常被列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之一。对于一些生活在丹麦的人来说，这令人费解。研究人员说，原因在于丹麦语中的“幸福”往往被译为lykke，而这个词可以用于描述日常的快乐，一杯美味的咖啡或者一片面包加奶酪都有可能带来这种快乐。还有些人认为，丹麦位居榜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因为，从文化上讲，丹麦人不愿把自己的苦恼告诉陌生人。

　　还有些研究表明，讲德语、法语、波兰语和俄语的人用到“幸福”这个字眼时，指的是比英语或丹麦语里的“幸福”罕见得多的状态。不过，另外一些研究认为，与现代英语中的说法相比，在许多种语言当中，“幸福”这个字眼更多地指运气或命运，这比较接近于英语中的“幸福”在几百年前的含义。

　　在汉语里，“幸福”其实有好几种不同说法，每种的含义都略有不同。

　　许和她的同事们在中国展开了自己的幸福调查，希望知道如何更有效地衡量幸福——不光在中国，还有在其他国家。他们的调查专注于幸福的三个层面——好心情、美好的生活、人生是否有意义。

　　汉语中的“幸福”与英语不同，指的不是好心情，而是美好的生活和有意义的人生。

　　许说，在汉语里，这三种“幸福”其实可以翻译成三个不同的词：“幸福”指美好的生活，“有意义”指有意义的人生，“快乐”指好心情。研究人员用这三个词提出不同问题，从而得以衡量出汉语中的“幸福”的不同含义，而这些含义往往会在英语中遭到忽视。

　　中国人更重视家庭

　　许说，幸福调查的另一个常见问题是，这些调查往往受到西方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的严重影响，而西方社会科学对人生抱有相对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看法。尤其对美国人来说，追求幸福往往与个人自由和个人主义有关。

　　西方的调查往往问及孤立的个人，而忽视了他们的社会关系，但当前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社会关系是人的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许提到了皮尤民调。该调查要求大家说出自己在10级“生活阶梯”上的位置，其中最下面一级是最糟糕的生活，最上面一级则是最美好的生活。

　　许在谈到该调查时说：“调查并不合理，非常个人主义，因为只有你一个人在阶梯上。你的家人朋友在哪里？”

　　在中国和其他国家，西方手法未必能有效地衡量幸福，因为在这里，对家庭的关切往往超出了对个人的关切。因此，许的研究更多地专注于社会关系——问大家昨晚与谁共进晚餐，吃得是否开心，在过去一个月里把钱给过什么人。

　　该研究表明，在中国，家庭是至关重要的幸福要素，即便对年轻人也不例外，而从其他方面看，年轻人的消费主义倾向和城市生活与西方青年没什么两样。

　　这也许显得很奇怪，但重视家庭的态度可能有助于解释谢老太和朋友为何如何重视她们的寿衣。许的研究表明，由于许多中国人与家庭成员（甚至早已去世的祖先）之间有着强烈的亲情，所以他们对死亡有着不同的、不那么负面的看法。在世与去世的家庭成员之间有着更牢固的亲情，这是准备丧事能成为“喜”事的原因之一。

　　许指出，中国家庭往往通过仪式承认亡者的地位，并与亡者“互动”，这样就让大家更强烈地感受到与亡者之间的亲情。例如，大家会在节日给亲人上坟，烧纸钱、纸衣和亡者在阴间“需要”的其他东西。

　　因此，死亡更多地涉及与祖先和家庭成员的延续性——在美国则不同，大家不会以如此积极的态度看待死亡。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幸福的人生包括善终，而这意味着做好充分准备，甚至要准备好寿衣。

　　许说：“这不是说死亡本身是好事，而是说死亡是接下来的事。所以，你可以有个善终。你可以办得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