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G20拆弹 全球最大警报解除

　　2月26日，全球瞩目的G20峰会在上海正式召开，正如各方媒体和学者所料，中国经济结构性调整、央行货币政策、人民币汇率成此次会议关注的核心。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峰会上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结构和质量正在改善，央行货币政策仍有空间和工具。中国继续实施稳健的宏观政策，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赤字增加）。人民币没有持续贬值的基础。

　　这表明了中国官方的立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仍是中国央行的首要职责。因为，日前各方热议的“新广场协议”，受国内外复杂环境因素制约，倘若采取此项建议（引导人民币贬值刺激出口，提振市场信心），以及引发国家间贸易冲突，并且，严重影响中国的国际声誉。

　　当前全球环境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各国政府刺激经济的惯常手段。但本质看，此举充其量只能起到短期效果，市场竞争的本质是动态式调整下的推陈出新，淘汰落后产能（企业）激发企业创新动力，构成市场经济运行的主导要素。在经济萧条环境下，政府无休止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极易引发产业结构失衡，消磨企业创新精神。另外，更容易加大政府和企业的债务杠杆，进而酿成金融风险。欧洲目前陷入停滞泥沼，很大程度就是受债务所累。

　　但在现实环境下，解决眼前问题是各国政要的关注所在。尤其在全球金融动荡背景下，货币政策已难见成效，那么加大财政刺激力度，激发短期潜在需求，成为各国政府的迫切选择。这一点，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2016年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这一思路主要体现在提高财政赤字率。

　　据透露，中国2016年赤字率有望超过3%，甚至提升到4%的空间。根据2015年GDP67.67万亿测算，赤字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中国财政增值就达6767亿元。如何利用增加的赤字？中国官方给出的答案是，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

　　据悉，2016年营改增减税规模约为3,836亿，社会保障相关费用减税规模约为2,403亿（1人民币折合约0.1529美元），再加上小微企业减税等项目，2016年中国合计减税规模约为7,437亿，约占GDP的1.1%。考虑到目前中国经济增幅放缓，如何缓解财政压力成为困扰各地政府的头等难题。堤内损失堤外补，完善债券市场，为扩大政府债务融资创造条件，成为今年经济工作要务之一。

　　毋庸置疑，减税的确是提振国内经济的关键举措，但中国经济体积庞大，7500亿减税力度仍显不够。前摩根士丹利董事、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曾指出，中国政府至少需要减税规模至少要达到1万亿以上，才能很大程度降低企业负担。

　　另外，沉重的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缴纳比例，对中产阶层和普通劳动者构成实实在在负担，如果将普通劳动者缴纳的五险一金减半，这部分资金可以有效转化成消费，对提振内需起到重大推动作用。因此，中国在扩张财政赤字之余，还应在减税层面狠下功夫。

　　关于全球各方关注的人民币形成机制和外储问题，周小川也在峰会上做出了解读。他表示，中国央行目前参照一篮子货币，并且，未来一篮子货币的权重会越来越大。不过在三大指数中，美元仍处于主导作用。一篮子货币跟参照美元之间的关系，就是参照一篮子里头权重最大的还是美元。

　　并且，周小川强调，外储上升到一定程度后会进入拐点，资本流动多数情况是正常的，中国外储下降由多种因素导致，不用担心中国的对外支付能力。

　　通过周小川的解读可以看出，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美元仍是人民币汇率参照的准绳。目前，美元仍是世界货币，尤其在全球金融动荡下，更发挥着避险货币的职能。所以，人民币在彻底实现国际化之前，中国必须苦练内功。在调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积极探寻新的增长路径，唯有如此，才能将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并在最大程度上提振市场信心。

　　加强各国之间政策协调，防止货币竞争性贬值，也是此次峰会讨论的主题。周小川对此充满了期待，他表示，G20就是加强各国之间政策协调的一种机制，包括加强政策协调、克服危机、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都是G20协调共同行动的内容。

　　他同时强调到：“关于竞争性贬值获得出口竞争力，我们是反对的，我们也不会通过竞争性贬值增强出口能力。G20会强调结构性改革，促进全球经济，促进增长。”

　　从这一点看，除加强各国政策协调外，经济结构性改革是各国政府面临的要务。对于中国更是如此，消除产能过剩、探寻增的增长引擎，让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既考验着中国政府的决策和执行力，也牵动着世界各方的神经。毕竟中国已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倘若中国经济触底，势必产生深远影响。这也是各国聚焦G20峰会的关键所在。聆听中国的声音、摸清中国的底牌，把脉未来出路，或已成为各国领导人间达成的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