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反腐 胜利在望还是危机四伏

　　北京开“两会”之际，习近平出任中国领导人后展开的大规模反腐也进入第三个年头。习近平的反腐败行动，从范围、深度和力度均超过他的任何一位前任，也为他赢得了很大的政治资本和民意。

　　但是，习近平的反腐似乎仍未能摆脱政治运动的模式，中国式的反腐调查也在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问题和局限性。如何评价习近平三年反腐取得的成绩？继续反腐潜在的挑战和危险有哪些？BBC中文网记者白墨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四位中国问题专家学者一起就此讨论分析。他们是：

　　韩德强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夏明教授：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

　　胡逸山博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学院高级研究学者、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前政治秘书

　　反腐三年 如何评价

　　张炜：习近平上台后看准了老百姓对腐败的深恶痛绝，反腐第一阶段抓大老虎，是非常成功的。但随着反腐的深入，人们对习近平的“选择性反腐”和通过党政纪检系统对他个人负责的反腐开始不以为然，认为这仍然是政治运动，习近平的反腐走入了徘徊观望的阶段。最近，习近平对舆论的控制、对异见人士的打压力度空前，老百姓对习近平的反腐开始进入失望阶段。

　　韩德强：习近平的反腐，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是非常成功的。如果与文革相比、与反右相比，习近平的反腐制度化程度高多了。如果你是要从希望中共政治民主化的角度来看，对习近平的反腐是会失望的。

　　夏明：习近平的反腐成效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要高。但是，中共官员现在“官不聊生”，以“无作为”求得自保。反腐直接导致中国的经济滑坡，老百姓也没有从反腐中得到实惠。从这个意义上，习近平的反腐是失败的。

　　胡逸山：习近平的反腐至少可以打及格。但如果与香港、新加坡的反腐相比，制度化、法制化仍然缺失。

　　张炜：习近平上台后看准了老百姓对腐败的深恶痛绝，反腐第一阶段抓大老虎，是非常成功的。但随着反腐的深入，人们对习近平的“选择性反腐”和通过党政纪检系统对他个人负责的反腐开始不以为然，认为这仍然是政治运动，

　　局限与问题

　　张炜：习近平反腐打掉了一些贪官，他做到了。但通过清除贪官实现政治清明，他没有做到。因为习近平的反腐不公正、不公开、政治化而不是制度化。老百姓从刚开始的兴奋转入对反腐的目的及其合法性、公正性、有效性产生怀疑。

　　韩德强：习近平反腐必须要有选择，因为已经到了无官不贪的程度。而且权利必须集中，当权利集中到习近平一个人手里的时候，反腐势如破竹。至于政治民主化、反腐制度化，并不见得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事。如果说中国的腐败是政治制度使然，那么毛泽东时代怎么没有腐败，谁敢贪哪？

　　夏明：政治上习近平正在试图把中国拉回到毛泽东时代。这样做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腐败，但代价是什么？毛泽东的政治极权导致的是数以百万的革命同志被杀，数以千万的老百姓被饿死，文革更是导致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受累。习近平的反腐表现出的政治走向，正是令人最担忧的。

　　挑战与危险

　　韩德强：习近平上台之初我还真没想到他有这样的能力和魄力。不要担心没人想当官，不要担心官员罢工。胡萝卜可以刺激人工作，大棒也可以。

　　张炜：中国的老百姓说，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点破了习近平反腐的根本难题，就是统治集团与老百姓利益的根本冲突。反腐继续下去，必然危及统治集团的生存。

　　韩德强：如果是严格按照法律或者说党纪来反腐，肯定是亡党。但反腐可以有选择性、阶段性，渐进性，可以逐渐减轻力度，只要有一个好的领袖，就不会亡党亡国。这就是法制与德制的区别。西方自由派不认同，但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如果有一个好皇帝，天下太平。习近平已经做到了像一个皇帝，而且恰巧是个好皇帝。

　　张炜：这个逻辑的推理就是，如果按法律、党章反腐会亡党，就可以不按法律、党章做。而且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只要能维持党的生存和自己的权利，就可以说话不算话。

　　夏明：习近平反腐陷入的最大的危机是反腐破坏了它自身的可信度。反腐破坏了中国的法律制度，破坏了市场经济规律，对海外投资者来说，这比腐败本身更可怕。韩德强说，如果有一个明君就好了。问题是，习近平是这样一个明君吗？

　　胡逸山：制止腐败根本上要靠一个有制约性的制度，而不能靠人治。

　　张炜：习近平想借反腐振奋民心，清除政治对手，一箭双雕，但反腐进行到一定程度，就出现了“吏制危机”，就是官员不做事。长期以来，中共最高领导人与官僚集团之间有一个默契，就是以允许官员一定程度的腐败来换取他们对这个政治制度的支持。习近平没有决心挑战整个官僚制度，使得他的反腐骑虎难下。

　　夏明：习近平反腐陷入的最大的危机是反腐破坏了它自身的可信度。反腐破坏了中国的法律制度，破坏了市场经济规律，对海外投资者来说，这比腐败本身更可怕。

　　韩德强：习近平上台之初我还真没想到他有这样的能力和魄力。他甚至做到了毛泽东都没做到的事情，就是把军队建制全打乱，重建军队。习近平把这件事作了，意义是西方人是难以理解的。不要担心没人想当官，不要担心官员罢工。胡萝卜可以刺激人工作，大棒也可以。

　　夏明：中国在80、90年代曾进行过一系列的法制化的尝试，这些在今天已经从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中完全消失了。中国现在完全进入了一个“好皇帝”的语境。习近平在他的扭曲的信息环境中得到的信息是大家都想要一个好皇帝，这也正符合他“黄袍加身”的追求。这与21世纪的中国和中国人的追求是背道而驰的。如果说，毛泽东相当皇帝的尝试是一个历史悲剧，那习近平的“好皇帝”只能是一个滑稽剧。

　　胡逸山：新加坡一直以来也是一党执政，但它与中国的不同是，政府、政党的各级官员基本上都接受的是西方式教育。所以，无论是理念上还是出台的法规、制度上，与西方社会都是接轨的。一个可以值得中国借鉴的做法是，新加坡把反腐败的概念纳入公众教育体系，不遗余力地教育公众。中国的反腐如果能成功，归根结底要靠制度。中国的反腐败成功，不但对中国是重要的，对中国的周边国家都是重要的。

　　反腐继续下去

　　韩德强：势头会保持，并会向良性发展。

　　夏明：习近平的反腐注定失败。现在已经引起了中国社会、政治和老百姓的心理危机。

　　张炜：反腐的高潮已经过去。习近平与中国的官僚集团处在一个相持阶段，官僚集团可能会借习近平处理经济等棘手问题之际反扑。习近平反腐是给中国老百姓对这个政治制度，对清明廉洁的吏治的最后希望，但这个希望最终会破灭，继而对这个制度带来摧毁性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