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香港电影，你会想到什么？周星驰？周润发？梁朝伟？这些认知已经多少跟不上香港本地影坛的转型速度了。这几年，从“反国民教育科”到“占领中环”（“雨伞革命”）再到“旺角暴乱”，当我们还在文字层面分析、记录时，反对阵营已经开始通过影像，重新演绎这段历史了。
星岛新闻集团旗下出版的颇受欢迎的娱乐杂志《东Touch》，为描写“占领中环”的《乱世备忘》导演陈梓桓、《未竟之路》导演林子颖、黄颂朗做专访，编辑在引言中抱怨：“难怪愈来愈少香港主流电影，会真正探讨本土问题”。
这句近乎结论性的评价，带出三个重要问题：首先，香港主流电影是否已经肩负起讨论本土问题的责任？其次，本地文化市场该如何回应逐渐冒起的“本土意识”？第三，现在舆论谈论的香港“本土问题”，与“港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笔者近日买票观看这部曾在“香港独立电影节2016”放映的纪录片《乱世备忘》，在观影和听取观众与导演互动后，很有感触，也想和关心香港的朋友讨论。（“香港独立电影节2016”推出“香港雨伞运动特辑”，其中包括4部电影，除了这部，其余3部是《九月二十八日‧晴》、《未竟之路》及《撑伞》，还没看过，先不在本文讨论。）
在讨论环节，有一位观众问导演陈梓桓，美国总统参选人特朗普（Trump）言行出位，与他所代表的共和党不同，如果共和党将特朗普驱逐出党，不让他参选，这种做法是否符合“真普选”的定义？政治系毕业的陈梓恒竟然语塞，支支吾吾地说，“政治的事情，不懂回答”，然后再重申，“真普选”是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无不合理限制云云。这也引发我们思考，抗争者对于他们争取的东西，是否有足够的认识，换句话说，抗争者除了抗争之外，他们的立场是否坚定？而守住所谓底线之余，又是否清楚自己的谈判空间有多大？
正如纪录片里经常出现这种场景，当一群人冲击警察时，片中的主角之一阿耀显得无比犹豫，另一个主角阿峰，虽然总是跟着人群冲在最前面，又无数次表示运动结束后，将自首以示捍卫法治的决心，但实际上他从未自首。阿耀也说，因为睡马路而自首，“好唔抵”（太不值了）。有一次，阿耀因为行动而膝盖、手臂等地方擦伤，流了点血，他立刻捂着伤口痛苦地埋怨，“为什么这样倒霉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该死的路障！”
另一主角港大法律系学生Rachel一直称自己要“捍卫我城”，捍卫我城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不要被“中国政权”蚕食，要反对中国政府的“傀儡”－－香港特区政府。可当我看着她手握“星巴克”，坐在草地上侃侃而谈的时候，真的怀疑精英阶级的她如何代表群众？而她要的东西和群众要的东西，方向是否一致？内容是否相同？
我的怀疑在以下这幕中得到了证实：在金钟占领区广场的某个晚上，Rachel和另一个男占领者坐在一起聊天，这个21岁的青年帮占领者搭帐篷，是个中学都没有毕业的杂工。Rachel问他，还想继续读书吗？男的说，想啊，但是没钱。就在这个时候，Rachel突然兴奋地大叫，“看，那个人是中大人类学的教授，好出名的外国人！”还说要去找那人签名，青年问Rachel，什么是人类学？Rachel如数家珍般滔滔不绝，说人类学是白种人研究非白种人以外的殖民地种族和群族的学科云云，青年显然听不懂，愣了半天，回答，“哦，人类。”观众都笑了。
这个对话不是很具有代表性吗？既然号召不同年龄、身份的群众加入“占中”运动，那么运动如何回应参加者的不同诉求？再问直接一点，他们是否真的了解参与者肯站出来的“初衷”？这种参与者间无法对话的现象，是普遍存在于运动中的，比如金钟的占领者和旺角的占领者争吵，他们为何而吵？尽管摄影机拍下一幕幕“集体生活”的港人和谐社区之景象，却无法掩盖运动空洞的群众意义——利用群众的情绪，却无法回应群众最迫切的诉求。
也正是因为“占中”没有处理支持者的“内部矛盾”和“路线之争”，以为只要将运动统筹在对中央不满、对特区不满的大情绪之下，就能得到无穷无尽的群众资源，所以才会逐渐消耗掉群众的支持。香港人怎么会察觉不到？他们单纯，但是不傻。所以“占中”清场后，遗留下大量的问题，包括学联解体、各种名目的“伞后团体”（公民团体）冒起、“购物”团旺角夜夜暴走、“勇武抗争”大行其道，离弃“学运”的群众开始厌倦政党、转投“本土主义”的怀抱，抓住标榜”香港人”身份的最后一根稻草，但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政客们知道，但群众未必知道。
与此同时，去年起一部接一部“回忆”、“记录”“占中”运动的影片、纪录片陆续推出，这是反对派“大中华胶”（常见于网络上的政治讨论术语，指持错误左翼思想且行为幼稚的人，一般用于泛民主派的“大中华派”、“民主回归派”的中间派等人士或组织，是一个贬称）在慰藉失落的支持者——占领者普遍认为运动失败，他们或倦怠或回到耿耿于怀的观战状态，或投奔“本土派”。
“大中华胶”的宣传机器正在进行一个“重塑历史”的工作，《几乎是，革命》、《乱世备忘》、《未竟之路》均为标榜自己“大中华胶”人士之作品，这些人与“本土派”主张的“香港建国”属于反对阵营的不同派系。他们的电影，某程度上淡化了支持者对行动未能争取到任何让步空间的负面印象，强化了运动中守望相助、共同抗争、吃喝同住的“社区精神”，有趣的是，这种“社区精神”又有意无意地呼应了“本土主义”对“本土身份”、“本土文化”的强调。
上述分析实际上回应了文章最初提出的三个问题，“港独意识”以“本土”为包装，进入了电影市场，未来必将扩展到文化创意产业的其他范畴。可以清楚地看到，“港独”作为一个卖点，已经大摇大摆地进入文化市场，本土意识形态创造出的“独立”诉求，已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而一旦“港独”的商业价值被激发或者被挖掘出，将很难被控制。
实际上，从2015年5月纪念“占领中环”半周年的纪录片《几乎是，革命》开始，本地文化产业已经屡屡利用“港独”创造商业价值，并赚取利润了，而且投入少产出高，投入产出比让多少商业片望尘莫及！
我们也有理由推测，投资人正是看到“港独”带来的商机，才仓促投资这部《乱世备忘》，因为论技巧、论内容、论各种与电影本身相关的元素，这部戏都不够水准。换言之，《乱世备忘》得以上映，还是在于它的话题性，只是，若“话题性”成为衡量一部电影的主要标准时，绝非香港电影界之福。
为了贩售电影票，独立艺团如《乱世备忘》的发行商“影意志”，也开发了自己的网络售票系统，允许观众网上购买戏票，价格甚至贵过戏院，并联系小型戏院或者学校讲堂放映，配合与导演对谈等形式，让观众充分了解拍摄的意图和主办方想传递的讯息，有关做法常见，值得建制阵营借鉴。
商业考虑之外，在政治操作层面，“本土”通过电影等大众传播渠道，顺利进入大众视野，“港独”意识也在大众心中种下种子，可以说，谁掌握了这些渠道，就等于掌握了定义“本土”的权力。遗憾的是，我们的香港建制派大部分人士无法扮演自己，无法坚定信念，如何带着群众打胜仗？
对了，《乱世备忘》中的主角之一Egg，已经从教育学院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老师。观影现场，笔者见到不少教育界人士，这些人将如何影响香港这一代和下一代，不用我多说了吧！
信念需要传承，别人就是在做传承的工作，因此当我们还在问到底“港独”意识怎么来的？看到这些景象，应该一清二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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