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文革50周年的临近，各类讨论和文章开始密集出现。加之中央文革小组最后一名成员戚本禹的意外离世，更是加剧了人们对于文革的关注热情。而在为数众多的关注者中，毛左派群体为了抢占舆论高地的所作所为，尤其突出。
于4月24日举行的戚本禹追悼会，虽然有关部门曾事先通知非亲属禁止参加，并对当地某些人“重点关照”，但现场仍有四百余人前来送别。其中包括红歌会、山西毛学会等民间左翼团体的代表，并有汪晖、严海蓉、阳和平、马社香等知名学者和张宏良、秋石客等左翼人士，以及原文革上海“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和张春桥的子女等戚老生前故旧友好多人，或亲自到场或委托他人赠送了花圈。
戚本禹是谁？当人们追掉这位文革小组最后一名成员时，是否意味着对于文革某个剖面的怀念？作为文革期间的风云人物，戚本禹即使施害者，也是受害者。文革成就了他的传奇，使得他在短时间内从宣传干事摇身一变为毛泽东身边的红人。但同时，文革也葬送了他的青春岁月，身陷囹圄将近20年。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同时作为施害者和受害者的他，却在余生的时间里不遗余力地捍卫者毛泽东和江青的形象。
虽然很难将所有千里迢迢赶来的追悼者等同于文革的怀念者，但至少戚本禹作为毛左派的典型代表，其背后的拥趸们通过这种追掉的形式向世界做了说明：即便在文革结束40年的今天，依然有为数众多的群体，包括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都在怀念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段给所有中国人心头埋下阴影的混乱十年。
如果说追掉文革最后一块活化石是毛左派在行动层面抢占舆论高低的手段，那么不久前由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国政治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的当前网络舆论斗争新动态问题研讨会，则是在思想层面的再一次发力。与会者中，不仅包括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还有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姚有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王一程。从红色文化网对于会议内容所做的披露来看，与会者基本上站在了左派的立场来看待文革以及发动这场运动的毛泽东。
比如在其看来，今年以来，境内外敌对势力有两个突出动向：一是借“文化大革命”发动50周年、结束40周年之机，用制造谣言、歪曲事实、夸大其词等手段，无限制地放大“文革”的错误，抹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二是因为绝望而失去耐心，把矛头直接指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散布流言蜚语，曲解中央的战略思想和方针政策，攻击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二者相互挂钩、相互渗透，其目的都在于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把独立的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依附式资本主义的中国，即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
所幸的是，左右派在是否需要反思文革的问题上是有共识的。比如有与会者提出，“深入反思文革的历史教训是必要的。”但反思是有条件的，即“必须坚持合规律性和目的性的统一。所谓合规律性，就是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所谓合目的性，就是要从激发正能量的立足点出发。”在这样的前提下，必须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与“文革”的错误区分开来；必须把毛泽东领导“文革”与林彪、四人帮的捣乱破坏区别开来；必须把“文革”和“文革”时期区别开来。
而对于如何反思文革，与会者也提出了一个令右派都拍手称赞的建议，虽然这个建议的初衷为的是在与敌对势力的舆论较量中占据主动权。“建议党和政府的有关部门通力合作，对于重大历史细节问题，尤其是‘文革’中的热点历史细节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是怎么回事就承认怎么回事，是谁的责任就归于谁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堵塞境内外敌对势力造谣生事的空间，给后人留下一个颠扑不破的真实历史。”
以史为鉴，为的是在今天不再重复同样的错误与弯路。对于文革这段复杂且残酷历史的反思，同样如此。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日前在一次公开活动中表示，中国崛起最大的国内挑战，便是极左思潮。“在崛起过程中，我们面临最大挑战是内部。以我自己的经验，我们在崛起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国内挑战是极左思潮。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因素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威胁。从1949年到现在，左倾、右倾对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强大、中国的进步都有影响，但极左的负面影响是最大的，没有任何一种思想对中国发展、进步和强大产生的负面作用超过极左思潮。严防极左思潮是保证国内不出现颠覆性的危机，不使整个民族崛起、民族复兴出现颠覆性的后退。”
在多维新闻记者与左右派的文革亲历者以及研究者交流过程中，也深切地感受到了人们对于反思文革的强烈诉求。虽然在左派看来，右派是在借反思文革颠覆现有政权，是“醉温之意不在酒”，而在右派看来，左派的所谓反思不过是在为毛泽东该承担的历史责任辩护，是对于历史真相的感性表达，但至少值得庆幸的是，在诸多问题上水火不容的左右派，在反思文革的问题上罕见地达成了“共识”。接下来，随着文革50周年的临近，就看中共执政者是否有足够勇气和自信来面对文革这道绕不开的坎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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