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充分就业是任何政府和社会的共同期望，然而，即使在经济繁荣周期，通常也难以全盘呈现，在经济萧条周期当中更是如此。
陆媒4月27日报道称，中国调查失业率在经历去年第四季度一个短暂回落之后，今年第一季度继续向上攀升。统计范围从31个大中城市扩大为全国所有地级市后，调查失业率为4.99%。
陆媒第一财经了解到，目前经济下行压力正向就业端传导，具体表现为农业户籍人口失业率上升以及短期失业人员比重较大，其中，去产能行业减少是一个重要因素。
据悉，今年一季度有超过半数的行业用工需求同比出现负增长。主要集中于传统加工制造业、能源行业等，比如快速消费品行业用工需求同比降低15%，大型设备、机电设备、重工业用工需求同比降低14%。这些行业共同特点就是产能过剩，市场需求不足。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应对外部需求下行带来的压力，解决国内就业问题，中国出台史无前例的4万亿刺激举措，庞大的政府基建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有力推动着钢铁、水泥、化工、玻璃等领域扩张，并促进工程机械、家电、汽车等产业稳健发展。一时间，中国经济迅猛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寒冬下唯一的亮点，中国市场也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价值洼地。
然而，此举是以透支未来经济发展空间为代价。目前，空前的产能过剩、庞大的僵尸企业、高企的债务、产业结构严重扭曲，尤其一条冰冷的锁链，牢牢捆绑着中国经济。
据估算，2012—2014年间，全球增加的产能有41%来自中国，2010年至2013年，中国浇筑的水泥数量超过美国整个20世纪浇筑的水泥数量。另外资料显示，中国1949—2008年货币累计投放累计47万亿（1人民币折合约0.1541美元）。而2009—2012年四年间就投放了50万亿，超过前59年总和。
这意味着，当剧烈通胀袭来（及资产泡沫接近临界点），迫使央行缩紧货币闸门之际，依靠货币刺激出来的繁荣立时暴露出“底牌”，市场无情的清算也将接踵而至。目前，中国政府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一系列举措，无不是为曾经错误的刺激政策买单，并力图减少损失。
长期以来，如何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是各国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焦点。在很多学者看来，市场经济具有内在不稳定性，需要政府通过看得见的手进行刺激，以缓解经济波动所产生的失业问题。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是此方观点的领军人物。
在少数自由主义者看来，正是央行货币扩张政策，引发市场价格信号失灵，让企业家出现集体性误判，并展开错误的投资。市场内在规律无法抗拒，当清算来临时刻，社会将承受更大的痛苦，失业问题也将更加严重。所以，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捍卫市场自由竞争，减少政府干预和刺激，才能最大程度保持社会稳定就业，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秉承此种观点。
事实证明，政府刺激干预只能短期发挥效果，虽然缓解了经济下行力度、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但付出社会严重滞涨和更大规模失业的代价。市场自发调整看上去冷酷无情，但通过推陈出新的方式，有利于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社会就业率保持长期稳定。
毕竟，无论企业还是个人，均要面对无时不刻的环境变革与波动。任何社会均会出现少部分人失业现象，这需要社会福利和救济，辅之就业再培训计划进行解决，如果通过强力刺激举措，往往适得其反。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严峻再平衡，并且，随着政府大规模刺激难以为继，社会就业问题凸显。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结合现实环节看，需要政府最大程度简权让利，让市场竞争机制发挥职能。只有政府退回到守夜人角色，让中国变成阿里巴巴、腾讯、华为这样真正的企业王国时，中国经济才能真正走出低谷迈向腾飞，届时，社会才能实现最为充分的就业。
这一切则建立在重启庞大内需基础之上。减税、尤其大规模减税，并完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弥补多年来在医疗、教育、养老方面的漏洞，同时打破国企垄断，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才能实现这一点。
今年以来，中国政府虽屡屡提及减税，并推出“营改增”，承诺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并且，最近政府宣布：自2016年5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超过20％的降至20％，实业保险费率由2％阶段性降低到1—1.5%，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高于12％的一律予以规范调整。这些措施预计每年降低税负1,000亿。
但需指出的是，中国2015年税收收入超11万亿。政府庞大财政收入与减税力度相比，显得极不相称。这种挤牙膏式的恩惠，对于经济结构调整于事无补。中国实体经济走出寒冬，需要市场运行环境、社会收入格局发生根本性改变，政府是否具备变革的魄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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