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最高检主办的《检察日报》披露了两月前中央巡视组对工商银行巡视结果的几个数据。其文称，该行“近亲繁殖现象比较突出，总行管理的691名干部中，220名干部的配偶、子女共240人在系统内工作”。“近亲繁殖”的占1/3。多家媒体闻此迅速发表评论文章跟进声讨，形成巨大声势。
《检察日报》文章《且看工商银行“近亲繁殖”新样本》说，“近亲繁殖”一个，给社会上优秀人才留下的岗位就少了一个。背离公平竞争的“近亲繁殖”，注定是不公平的。但在微观操作层面，要具体说哪一个“繁殖”不合规，怕也困难。
共青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网的网评《国企“近亲繁殖”的病该怎么治？》提出了“职业世袭”的概念。文章表示，“职业世袭”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土壤，“子承父业”原本也是有其合理性。可是，在人才就业形势严峻的今天，如若任人唯亲，搞“近亲繁殖”，把国有企业变为“私人公司”，无疑将带来恶劣影响和灾难性后果。
此文追究成因认为，招考制度的不透明性与随意性也在很大程度上给“近亲繁殖”提供了生存空间，并变相为权力寻租、权力置换提供了施展拳脚的条件。另外，文章还提到了“职业世袭”会导致的另一个问题，会“将现有的阶层固化维持下来”。
湖南地方媒体红网文章《怎能把公开招考玩成“职业世袭”》言辞激烈，直斥“（中国工商银行）当初发出招考公告，发出招聘指令，天下多少英才信以为真趋之若鹜啊。而柔性安插和‘职业世袭’，简直无异于玩弄天下英才、考试制度乃至于社会公平于掌股之上。”
湖北荆楚网的文章标题是《“近亲繁殖”无疑是“权力怪胎”》。该文提到一则坊间顺口溜称“父子室，夫妻科，侄子打水叔伯喝，孙子开车爷爷坐，兄妹办公桌对桌。亲戚班子驸马团，小三秘书打字员，王孙公子汽车队，七姑八姨管妇联，亲家表亲配同班，外甥小舅管财权”。
这篇文章还发出危言说，“近亲繁殖”让权力“家族化”“世袭化”，一则必然会导致以权谋私、滥用职权等违法行为；二则还会严重影响优秀干部人才的引起和干部的管理；三则这样的吏治腐败，还会丢民心失民意，对党的执政地位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中国门户网站搜狐也有一篇标题中规中矩的文章《国企“近亲繁殖”有合理性？》，将这种现象追溯到计划经济时期的“父爱主义”。文章说，建国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家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存在相当高程度的父爱主义。单位体制下，国家和企业将家属和子女列为保障对象，对单位人子女实施“父爱主义”式照顾政策。
这篇文章还表示，对于国企中存在的种种就业“内部优惠”，有人认为是出于现实考虑，对内部职工的一种激励机制和人文关怀。基于现实考虑，职工子女由于成长中的耳濡目染，对企业的历史、文化比较了解，入职后上手更快。
不过，“近亲繁殖”的实质是资源垄断，固化了原有的社会阶层，令无良好背景的青年难凭借才干获取美好前途。招收过多职工子弟会让企业失去大量引进优秀人才、“新鲜血液”的机会，容易出现人浮于事、人事臃肿等现象，影响企业效率。另外，就业上的“近亲繁殖”，往往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在管理上会大大增加协调成本。
其实，不久前中央巡视组对共青团中央的揭短亮丑称，其“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问题仍然存在。其“贵族化”的指称或许也有同意。财新网曾有文章《能者上 庸者下 劣者汰》称，有些地方用人有“三三制”之说，即有实绩的干部、有关系的干部和“拍马屁”的干部各占三分之一。所谓“有关系的干部”，大体相当于《检察日报》所称的“近亲”。
中央巡视组的权威调查和《检察日报》的权威披露，体制内近亲繁殖的现象被真实地展示在民众面前。如果在其他体系、层级、部门里，“近亲”也都占到三分之一，其整体规模和数量显然将会十分可观。
外界所批评的特权腐败、改革遇阻、阶层固化，都能由此得到部分解释。其实除此之外，这种体制内生态现象也会对经济发展形成阻碍。比如，当下陷入经济发展困境的东北地区国企占据举足轻重的分量，而这些国企内部的人事乱象造成企业负担加重、生产积极性不高、人口流出人才流失，也会对企业改革形成较大阻碍。
许多分析文章都意识到，对于已成事实的“近亲繁殖”现象，改革整顿势在必行，但也会遭遇较大阻力，而且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效。
中共十八大后反腐整风，打虎拍蝇，推行“能上能下”新机制，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切入口和有效解决方案。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顽疾，还需要在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下在企业之间和企业内部之间搭建自由有序的竞争机制，制定有效的规避措施，加强监督执法，更需保持改革定力与势头。
此外，身在其中的既得利益者往往对危机反应迟钝，外部倒逼也是一个有效切入点。比如打破地方和体制内部壁垒，与外部因素进行交流、碰撞和竞争。这也将有助于消解自上而下推行改革所面临的阻力与反弹。媒体舆论的调查监督也属于此一方面。
可以想见，今次《检察日报》的数据披露引起的巨大舆论声浪，将会形成中国工商银行自我整顿改革的动力。而如果仅仅将巡视组的反馈作为内部资料，其巡视调查的实效将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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