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份的“任志强事件”引发大陆舆论震荡，大陆媒体集体发文攻击任志强，渲染任志强“反党”和“危害国家安全”，鼓动动用组织手段来处理任。随后中纪委一篇《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鼓励“广开言路”，为此事划上一个句号。
但真的是一个句号吗？在这个事件中，分别隶属中共中央的中宣部和中纪委，似乎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也被海外媒体盖上了“中纪委叫板中宣部”的帽子。大凡了解中国时政的人都知道，这顶帽子扣的并不准确，毕竟中纪委网站的一篇文章很难代表中纪委的态度，而媒体对任志强的口诛笔伐也不能说是中宣部的一意孤行。不过这件事情背后，却真实的折射出中纪委和中宣部在中国民众心中的形象反差。
这种巨大反差的背后，是“笔杆子”与“党鞭”，这两个中共中枢机构截然不同的处事方式，以及有没有对自身定位的清晰认知。对比之下，或许能够让中共各组织部门对如何让中共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执政党”有一个初步认识。
媒体此前曾多次指出目前中宣部在管理大陆媒体的手法上存在管理简单、粗、僵化的问题，往往以“删”、“封”了事。加之宣传手段单一，不能与时俱进。因此将一些本是中共高层力推之事，宣传得乏味老套，官僚味道十足。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追根溯源，是中宣部作为中共中央直属的负责意识形态领域管理的机构，对自己的职责究竟是什么？特别是在建立中共在现代社会中的威信和加强中共与民众的联系以及认受性的系统工程中处于何种位置，担负何种职责无概念。这同样是分兵把口的问题。更遑论去认识中宣部的工作是否需要一个理论引导，其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这种更深层的问题了。
今天一个赤裸裸的现实是，中宣部已经忘记他们的核心人物是制定宣传政策和路线，指导理论研究。今天外界对宣传部的印象更多停留在“删稿”、“禁令”等概念上。更直接的说，中宣部彻底将自己从一个领导部门弱化为一个执行部门，并且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从未对外界的争议有过任何回应。
与中宣部相比，经历4年轰轰烈烈反腐运动的中纪委也并非未曾遭受到过非议，虽然从开始，中共高层就不断放言反腐绝非一场“运动”。但是大浪淘淘，难免泥沙俱下。反腐到了现阶段，也并非未曾出过差错。但是中纪委的一个优势在于，能够清晰仍是到自己在中国政治结构中的定位，即使中间偶尔出现偏差，也能够快速扭转，回到正确的车道。
同样是问题，同样是矛盾，不同于中宣部，中纪委恰是因为对过去3年反腐的总结，对于这些矛盾和副作用的正视，中纪委以文明志，自曝家丑，将问题摆出来，警醒所有纪委工作人员。而王岐山更是在多个场合表态中纪委不是公检法，不能取代公检法，表达自己要回归“党鞭本位”的意愿。
通过以上的对比可以发现，中宣部和中纪委今天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舆论反差，根本原因在于是否清晰认识到自身定位。中纪委是认识到自己不是公检法，是党内的纪律监察部门，不能将“办案”挂在口头，不能取代司法系统对腐败官员进行定罪，并且敢于将这些问题剖析出来给公众开，让公众监督。而且在实际上，中纪委不单只是执行本职，更明确自己的本职在整个中共组织的建设和素质的养成中所要体现的环节，再为塑造新形势下的党魂添砖培土，而不是自成衙门，交差了事。
反观中宣部，几乎没有任何宣传理论上的创新，做的更多的只是像一台“管理机器”一样，不断让各个媒体删稿，噤声。无论外界如何非议，也只是躲在幕后不出声。从中国梦，到宪政，到周小平，中共宣传管理部门频频出错，显然已经有违“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现代化”的大势，此时换换新人新思路，或许也是一味“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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