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力保15只“老虎”遭牵连

  　为抗美援朝作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给世界带来很大的冲击力，时局变幻莫测。在东方，朝鲜战争的爆发是这一时局变幻的标志。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突然爆发，美国政府命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这样，美国的战争意图就不再是孤立的，不仅针对朝鲜，也是针对中国。7月7日，“联合国军”司令部成立，任命麦克阿瑟为总司令。7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迅速集结五个军的兵力，布阵鸭绿江畔。

　　万众一心抗美援朝时，益民食品一厂不但要做蛋品的出口，换取外汇支持新中国建设，还要供应冰淇淋给住在江湾的苏联飞行员，并且提供冰箱。调试安装冰箱要求派共产党员去。任务落实到江泽民同志身上，对此项技术并不熟悉的他，硬是在短时间里学习钻研，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这时，益民食品一厂接到政府的特殊任务：生产军需罐头！

　　江泽民同志迅速调整生产力量，投入罐头的生产。他认为这可能是解放台湾的需要。

　　10月19日，应朝鲜政府的请求，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越鸭绿江，赴朝作战。益民食品一厂的干部和工人恍然大悟，受到极大的鼓舞。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到生产劳动中去。

　　江泽民同志在生产第一线发动群众，作战时动员，宣布党委提出的号召：“加紧生产，支持前线，多做一听罐头多打死一个美国狼！”

　　益民食品一厂为志愿军生产的罐头，由于兵种的不同，要生产不同的罐头。用于陆军食用的罐头，有猪肉罐头和牛肉罐头；用于空军飞行员食用的RATION，即空军的口粮，要求很高，配料有讲究，除了牛肉罐头，还有脱水饼干、脱水蔬菜、巧克力和奶粉，要保质保量，让飞行员吃得安全和健康。

　　中国第一家罐头食品加工厂诞生地在上海，即1906年创办的泰丰食品公司，生产工艺落后，在生产过程中，还得打眼排气，焊接密封，用的马口铁是从国外进口的不合格等外品，但内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如上海梅林罐头厂生产的凤尾鱼、四鲜烤麸、番茄沙司；泰康食品厂生产的红烧猪蹄、红烧猪腿等，但生产量都不大。益民食品一厂的前身上海粮服实验工厂，也生产过罐头，年产量只不过几百吨。如今，为了支持朝鲜前线志愿军的需要，推动了益民食品一厂罐头产品的空前发展。

　　就在工人掀起比、学、赶、帮、超生产热潮时，锅炉突然发生故障。锅炉和发电机组是厂里两大动力心脏，心脏出了问题就意味着工厂即刻停工。在1950年“二六轰炸”时，上海杨树浦发电厂被炸，益民食品一厂全面停电。在面临生产瘫痪，原料报废的紧急关头，江泽民同志半夜里从床上爬起来，负责柴油机的林声康不在，他就自己开两台320匹马力的柴油机发电，而且还把两台发电机并联运行。他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保证了生产用电。很快全厂又大放光明。检修发电设备，那是他这学机电出身的职内事情，他是技术内行，而锅炉坏了怎么办？

　　这时，江泽民同志又出现在锅炉旁。他问工人师傅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回答说：还没找到原因。

　　只见江泽民同志把外衣一脱，飞速钻进还热浪滚滚的炉膛检查起来，他很快查出是一根4英寸的无缝钢管坏了，工人师傅赶紧去仓库找4英寸无缝钢管。管理员答复：“钢管是有的，就是没有4英寸的。”

　　在这万分紧急时刻，记忆力惊人的江泽民同志想起原来管理机动部门的芦根全师傅，在调离车间时芦师傅对他说过：“现在机动部门交给你管了，锅炉是我一手安装起来的，以后炉子里遇到什么问题，可来找我。”江泽民同志立即叫出几个工人去找芦根全师傅。芦师傅知道锅炉4英寸无缝钢管坏了，只说了一句：“你们稍等一会儿，我去仓库看看。”不一会儿，他从仓库翻出了4英寸无缝钢管。江泽民同志高兴极了，大炉间师傅中饭也顾不上吃，抓紧时间装上去。不一会儿只见锅炉烟筒冒出了烟，生产又恢复了正常。

　　当年在现场看到江泽民同志抢修锅炉的老工人袁中亚回忆这段往事，绘声绘色地叙述江泽民同志机智果断指挥抢修锅炉的情景时，虽然是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他还是由衷地吐出一句肺腑之言：“我们工人对江泽民同志心服口服，他处理问题的能力如快刀斩乱麻，而且越复杂的问题他头脑越清醒。益民食品一厂有他和没他是不一样的啊！”老人翻出江泽民同志和他们工人在1951年一起拍的珍贵照片，骄傲地说：“我拥有这张照片的底片，许多上级部门都来翻印过这张珍贵的照片。”

　　江泽民同志是工会主席，全厂的政治学习也归他管，为了提高工人们的文化修养，工厂还办了补习学校。每过一段时间，他就组织作形势报告，大多时候是他亲自讲，有时候也邀请外面的同志来作报告。1950年4月他就曾特地赶到赵丹家里，邀请黄宗英到益民食品一厂作报告。当时，黄宗英随郭沫若率领的代表团去苏联参加了世界和平大会，报纸上作了报道，大家都很关心。江泽民同志把黄宗英请到益民食品一厂的奶粉厂，给职工们介绍访苏及世界和平大会情况，报告十分精彩，振奋了全厂职工的精神。

　　而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世界形势、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的战况，这是工人群众当时最想知道的，江泽民同志就借此机会对工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推动工厂生产的动力。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之后，和朝鲜人民军协同作战，经过一个时期的艰苦战斗，形势发生了逆转，战事由北向南发展，很快就会打到三八线，再打下去，中国人民志愿军会打到什么地方，这是大家都极为关心的。一次，江泽民同志在作朝鲜战争形势报告，陈根生当场提问：“中国人民志愿军会打到釜山吗？”江泽民同志很明确地问答：“绝不会打到釜山。”后来，中国人民志愿军果然没有打到釜山就停止前进了。工人们认为江泽民同志料事如神，心中非常佩服，有的竖起大拇指对江泽民同志说：“老江，你真牛，料事如神，你说不会打到釜山，真的就没有打到釜山！”这就是工人心中的江泽民同志。不然的话，工人怎么会把他当作料事如神的老江呢？

　　在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生产罐头食品时，出了一次事故，工人在装肉的时候，把手套装了进去，罐头运到前线，是志愿军战士发现的，这在当时来说是政治问题，工人们都很紧张。后来，江泽民同志自己去处理这件事，既没有处理工人，又很圆满地解决了问题。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江泽民同志把老的技术干部都充实到生产第一线，加强检验把关，没有他们的检验，罐头食品就不准出厂。以后，益民食品一厂的罐头食品再没有发生过问题。

　　由手套装入罐头的事情，又引出另一个问题：就是罐头里是否有毒？为了试验罐头到底有毒无毒，江泽民同志要工厂实验室进行试验。实验人员把罐头食品给上海人称为洋老鼠的大白鼠吃，结果大白鼠死了。此事关乎人命，大家都很紧张。华东工业部副部长孙冶方知道试验情况后，就建议把工人统统换成共产党员。江泽民同志不这样认为，厂里的工人有许多是和他一起跌打滚爬出来的，他了解工人，绝大多数的工人都是好的，是信得过的。为此，江泽民同志加强化验室的工作，把左宗棠的孙女左景善调去当化验室主任。另外，江泽民同志他们查了资料，了解到大白鼠不能吃脂肪太多，于是他又组织技术人员继续进行试验。大白鼠不是吃脂肪太多死了吗，江泽民同志就到公安局找来十条狗，在狗身上进行试验，结果狗吃了没事儿，终于解决了罐头有没有毒的问题。

　　手套事故发生之后不久，又从朝鲜前线传来消息，说空军口粮里的巧克力发生白花现象。这件事使江泽民同志实在是放心不下了。经过一番检验，各个生产环节都有严密把关，对巧克力出厂这一关，把得特别紧。既然厂里的生产不存在任何问题，那是不是在运输的路上出了问题？益民食品工业公司总经理戴锡可指示要调查。为了查清原因，江泽民同志和总工程师朱雄，沿着食品运输的路线，一路向北，一直查到鸭绿江，对沿途可能出问题的关口查了个遍。他们先到北京，然后到沈阳，去有关部队进行调查，听取反映，查运输港口。知道空军口粮已发到了丹东，又急赴丹东，但一路上都没有查出问题。那时是1951年10月，形势紧张，到丹东，时时有枪声，晚上灯火管制。最后再回到北京，他们把有白花的巧克力送到中国农业大学和卫生部有关研究所进行化验，又找了一些教授进行鉴定和认证，都认为没有问题。巧克力白花现象是由于存放的时间稍长，温度差变引起的，是脂肪微量溢出，食用后对人体健康不会产生影响。过去，从美国进口的巧克力，也常有白花现象发生。

　　中国派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西方国家对中国加紧封锁。到1951年，做巧克力用的可可白脱无货进口了，刘家福向厂里建议，可以用硬化油代替可可白脱，营养标准符合要求。这一年就节约四亿元（当时的货币），为此，厂里发给他奖金一百万元。

　　这件事使江泽民同志久久不能忘怀。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遇到空军司令王海，还问他当时是不是吃这种空军口粮。王海是中国空军第一代飞行员。

　　得遇有缘人

　　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缘分还是存在的。江泽民同志身上就有着这种缘分的潜在力量。他不只是与同辈即站在同一水平线的人有缘，在工厂几年的磨练，表明他与普通人有缘，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和上面的人——那些领导他的人也有缘。这个“缘”字不是前世所修，而是他自身品德的凝聚。

　　江泽民同志与汪道涵，或者说汪道涵与江泽民同志的关系，就是这个“缘”字的展现。

　　1949年汪道涵任华东工业部部长，已经是一位崭露头角的领导人物。9月的一天，他到益民食品一厂视察。益民食品一厂是他的夫人戴锡可任总经理的益民工业公司所属的一个厂。在视察中，汪道涵看到厂房虽然破旧，但生产却井然有序，到处散发着食品和冰淇淋的乳香味。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潜力的年轻人。

　　在厂的会议室里，江泽民同志代表工厂向汪道涵作了汇报。在汇报中，江泽民同志谈了新的商业策略。那时已经离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日不远，工厂面临着原材料及产品销售的困难，江泽民同志向汪道涵提供了一份有关获取原材料和商品销售新思路的详细报告，其中就包括创造光明品牌、用光明牌冰淇淋和美国的美女牌冰淇淋竞争的过程。汪道涵听得津津有味，两眼发光，感受到“江泽民充满了活力”。直到几年后，回忆初见江泽民同志的时候，汪道涵还说：“他是党员，而且给人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我觉得他前途无量。”

　　汇报结束后，江泽民同志和厂里的其他领导陪同汪道涵参观了生产线，益民食品一厂先进的生产设备，给汪道涵留下了深刻印象，汪道涵回忆说：“当时，江泽民就干劲十足，精力充沛，是一个工作勤奋的专家型厂长，很熟悉生产。”

　　对汪道涵来说，这次来益民食品一厂视察有着更深一层意义的收获，就是看到了革命烈士遗孤——江泽民同志。

　　几十年后，汪道涵接受美国作家库恩采访时，回忆这段往事，说：“因为江泽民是厂里的高级管理人员，是我妻子的下属，我们也就越来越熟，江泽民成了我家的常客。我的妻子比江泽民大九岁，我们始终把他当小弟弟看待，除了谈工作，我们也谈其他事情，比如说我们的家庭。江泽民的身世非同一般：他是江上青烈士的儿子。”

　　江泽民同志祖籍安徽婺源（后划为江西），到祖父石溪（绍岳）这一代已居江苏省江都县仙女镇。居家是一座带有天井的传统中式大院，房子上有精美石刻。江石溪在行医的同时，商业上也有成就，可谓是医商结合，但两者皆与儒相通，加之他能诗并擅长音乐，爱好收藏古籍字画，颇有儒家风范。江泽民同志小时候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江石溪的儿子江冠千（世俊）即是江泽民同志的父亲。江泽民同志的六叔江上青（世侯）无子，只有女泽玲、泽慧，由江泽民同志承祧江上青。因为江泽民同志排行老三，故泽玲、泽慧以三哥称之。中国传统的承祧，不是名分上的过继，而是和亲生儿子一样，一起生活，是有继承权的，所以江泽民同志也就成为六房名正言顺的子弟，江上青牺牲，江泽民同志也就成了烈士遗孤了。

　　江上青少年时代分别在扬州和南通读书，十六岁秘密参加中共青年组织共青团，十七岁参加学运曾被当地国民政府逮捕，出狱后干脆正式加入了共产党。1929年他考取了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成为地下党的有名才子，颇有诗名。江石溪逝世，江上青未能参加送葬，写了一首《哭父》五言长律，诗中有云“自幼沫遗风，友于亲手足；兄志继家声，弟云誓不辱”，反映了他们家族的处世之道。

　　可能是因祖籍安徽，抗日战争爆发后，江上青被派往安徽做统战工作，打入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任督察专员、公署秘书并兼第五战区第五游击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党内则是“皖东北特派员”，是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创始人之一。而此时，根据江上青的要求，由上海地下党派的一批城市地下党员，被充实在第六行政区所属的县里任党政职务，其中就有汪道涵，被委任为中共嘉山县委书记。江上青又说服盛子瑾，给了汪道涵一纸县长委任状。安徽嘉山县是汪道涵的故乡。

　　江上青的夫人王者兰，出自上海名门，能诗擅文，有较高的文学修养。江上青逝世后，王者兰曾作悼亡诗三首，其中一首七律中有“十年壮志山河动，一片丹心日月明”，堪为佳句，而“誓抚遗孤承素志，尽除奸慝报深情”两句，更是道出了王者兰作为烈士遗孀尽心抚育江泽民同志和他的两个妹妹的责任感。江泽民同志的生母姓吴名月卿，江泽民同志叫她“妈妈”，对王者兰以亲母事之，更亲切地叫她“娘”，一直把她带在身边，生活在一起。在江泽民同志工作过的单位里，人们都称赞他是个孝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江泽民同志调往北京工作，他担心娘的寂寞与孤独，委托原上海单位的朋友经常去看望。

　　江泽民同志的这个背景让我们知道：他是革命烈士的后代。

　　1949年12月江泽民同志与青梅竹马的女朋友结婚，新娘正是那位有时到粮服实验工厂去找江泽民同志玩的大眼睛姑娘王冶坪同志。王冶坪同志是王者兰的侄女。这是中国式的“姑表亲”，本来是姑妈的王者兰此时变成婆婆，本来是表哥的江泽民同志变成了丈夫，同样，本来是小表妹的王冶坪同志变成了妻子。美国作家库恩在采访江泽慧时，她回忆三哥与表姐的恋爱，说：“三哥从南京转到上海交大以后，他经常去看望我的外婆——也就是我母亲的母亲，和我的舅舅——也就是王冶坪的父亲。我外婆和舅舅都非常喜欢三哥。1949年当我母亲搬到上海时，她欣喜地看到三哥和她的侄女正在谈恋爱。”

　　他们的婚礼是在当时四马路上的杏花楼举行的。杏花楼是百年老店，是广东人开的，行广帮菜，但江泽民同志和王冶坪同志的宴席不是广帮菜，而是很朴素地准备了一些茶点。参加婚礼的除了有几个特别要好的交大同学，主要是男女双方的亲友。

　　当年参加过江泽民、王冶坪同志婚礼的王慧炯回忆说：“按照传统，每个宾客都送一个装钱的小纸包，有些还装在红纸包内。当然，宾客送的钱抵不上婚礼的开销。我和江泽民同志都参加了对方的婚礼。江泽民同志请我当他们婚礼的证婚人。”谈起自己会被请做证婚人的原因，王慧炯笑着来了一番猜测：“也许因为我们是交大同窗好友，也许因为我曾经是班长，也许因为我平时比较注重仪表，站在那儿证婚还算像样吧。我和江泽民同志至今都是无话不说的朋友。”

　　汪道涵和戴锡可并没有参加江泽民同志和王冶坪同志的婚礼。但我们知道江泽民同志和汪道涵的友情并不只是革命情缘，他们有着很多个人间的共同话语。他们同为安徽人，又先后为交通大学学生，汪道涵读的是机械专业，江泽民同志读的是电机专业，两人又都是学生运动中的佼佼者，又都是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再有两人又都好读书。这样，除了革命情缘外，又增加了一层知识分子的那种惺惺相惜的缘分。而且，江泽民同志和汪道涵的夫人戴锡可也有故人之缘。还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江上青已经是皖东北根据地的领导成员，主持过革命青年训练班，戴锡可即是训练班的学员，江上青则是她的老师。因此，戴锡可对老师的儿子——江泽民同志，总是以大姐姐的身份对他关怀和爱护。

　　汪道涵此行，无论是对江泽民同志或益民食品一厂都是一个鼓舞和推动，生产的势头越来越好，经过进一步的整顿和建设，不但恢复了老产品的生产，还开发出一些新产品。特别是在抗美援朝的推动下，益民一厂的食品生产进入高潮。但与此同时，国内镇压反革命工作也开始了。

　　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分子活动明显地猖獗起来。特别是美军在仁川登陆，他们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蒋介石也认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许多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纷纷冒出来，在各地进行破坏活动，社会不得安宁。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针对镇反运动中存在的右倾倾向，进一步做出了《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这时离10月8日毛泽东下达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命令，相隔只有两天。1951年2月20日又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在毛泽东起草的镇反运动的五项规定中，有这样的两条：“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

　　益民食品一厂的领导层中知识分子多，留用人员多，地下党员也有几位，有不少人都被列为审查对象，其中包括厂长张学元及副厂长江泽民同志。

　　美国作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在《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一书中写到益民厂在镇反运动中的清查工作，他是这样写的：不久以后，政府掀起了一轮揪坏人的运动，把目标指向了“敌特、反革命分子和政治流氓”。上海市政府下令，所有的前地下党员都必须接受一段时期的“整训”，旨在彻底消除他们任何旧思想。“整训”的方式包括密集的讯问，以挖出国民党特务和暴露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

　　过去六年以来，江泽民一直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支持共产主义事业，他对接受这样的“整训”深感羞辱，并为由此中断他在厂里的工作而不快。当人们正在忍饥挨饿的时候，食品生产却要受到耽误。

　　库恩在记述了这个过程之后，又进一步分析说，“中国企业都建立了双重的管理机制：一重是党的领导；另一重是行政或业务领导”，“党的领导体系掌握着大部分的权力”，“作为益民的党支部第一把手，江有效地控制了企业”，“这为他以后在党内晋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崛起的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人来说，在工厂的工作经历被证明是他们提升的关键”。

　　江泽民同志担任益民食品一厂党支部书记的时间，为1950年4月至1951年10月。1951年10月4日中共益民工业公司食品一厂第一届委员会成立，严琦任党委书记，梁志斌任副书记，江泽民、徐永强、方易、周金生为党委委员。1951年12月3日江泽民同志担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副厂长。

　　益民食品一厂在上海工业战线占有重要地位。1952年春天，戴锡可曾带刚从苏联回来的毛泽东前夫人贺子珍来参观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据说是有关领导部门想安排她任副厂长。但后来，贺子珍并没有上任。

　　2006年4月17日在益民食品一厂老人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也回忆说：“我记得，我在益民食品厂，我工务科长当过，电务工场主任当过，动力车间主任当过，支部书记当过，第一副厂长当过。”对于担任党支部书记这一职务，江泽民同志带着无限的回味说：“我什么时候当支部书记呢？记得，1950年4月以后，党的组织公开，当时厂里的党员也不多，原来由老区来的一位叫解幸生的同志担任厂党支部书记，后来党的组织一公开，我担任党支部书记。当时，党支部书记管的事还是比较多的。解放初期治安也不是很平稳，我经常和公安局的同志联系。这时，解幸生同志还在厂里。后来，大约半年以后，他离开了。解幸生是个好同志，人也老实。”

　　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为了恢复发展国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其中一项是调整工商业中公私、劳资、产销关系，使私人资本得到了发展。但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了大量国家干部受腐蚀及贪污浪费现象。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与此同时，在私人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简称“三反”、“五反”运动。这次运动在益民食品一厂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运动中，居然有十六个人被列入“老虎”的名单中。

　　江泽民同志结束了食品运输路线考查，回到工厂之后，正好遇上“打老虎”运动，当时受到冲击的胡永威、刘家福被关在传达室旁铺有水泥地的房子里，不让回家。江泽民同志对此事放心不下。在党委会上，被列为“老虎”的名单要一个个讨论通过，其中多数是江泽民同志共事多年的熟人。江泽民同志在考虑，这些人他都很了解，从工作、生活乃至为人，都很熟悉。技术骨干胡永威、刘家福都是创建益民一厂的有功之臣。从实事求是和党的政策的角度讲，不能说他们全是“老虎”。在会上，对名单一个个排查，江泽民同志据理力排众议，本来准备打成“老虎”的十六个人，被江泽民同志否定了十五人。此事汇报上去，上面主持“三反”、“五反”运动的一位领导说：否定这些“老虎”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人思想上本身就是“老虎”。为此，江泽民同志受到长达三个月的审查，甚至把他的妻子王冶坪同志也招来查问，大会、小会陪斗。当时家中还有等着妈妈喂奶的婴儿，有关人员毫无情理地问个不休，王冶坪同志忍无可忍，说：“我要回去喂奶！”最后也只好让她回去。

　　当时厂里的党委书记陈健、厂长严琦给江泽民同志做了很好的思想工作。尤其严琦，在江泽民同志去东北调查食品运输路线期间，他给予了江泽民同志家人很多关心，还曾送江家生病的孩子去看病。对这些事，江泽民同志一直记在心上，他还记得，严琦的父亲是上海著名的建筑设计师，严琦自己也是学土木工程的。

　　审查的结果，江泽民同志并没有官僚主义，更没有贪污、受贿，是个勤勤恳恳的好干部，其他几个人除个别人外，也没有什么大问题。最后给他一个结论，他自己虽然不是“老虎”，也有“把关不严”的错误。如今，江泽民同志向我们回忆这段往事，心中还不平静，有着许多感慨。

　　江泽民同志非常珍惜那段时期与一些同志共同奋斗结下的革命友情。他曾经一直在寻找一位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上海北四川路区委工作过的同志，名叫凌灿英。很费了一番周折后，他从茫茫人海中找到了分别五十七年的凌灿英，并在2009年年底，盛情邀请她和她的老伴严继善去中南海参观，到家里叙旧畅谈。

　　由革命烈士穆汉祥介绍入党的凌灿英，1950年曾在上海北四川路区委组织部工作，代表区委联系益民食品一厂等单位的党组织。工作作风深入细致的她，把规模较大的益民食品一厂作为重点联系单位来抓，经常“泡”在厂里，和厂里的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对各种情况都非常了解。由于工作表现突出，当时的益民食品一厂领导甚至想把她调来厂里工作。凌灿英为人低调，从不张扬，江泽民同志与她共事时，从未听她说起自己是穆汉祥烈士介绍入党的。

　　而让凌灿英印象深刻的是，当时任益民食品一厂党支部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全方位的杰出工作能力，令区委非常满意，无论是政治任务还是生产任务，只要落实到江泽民同志身上，就能做得踏踏实实，就能让人完全放心。最令凌灿英敬佩的是江泽民同志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不顾个人安危的表现。她说，他敢于坚持真理，如对“三反”、“五反”运动中过火的扩大化的做法，提出中肯的看法，却被当作“思想老虎”批判，最后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