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本地港独更独的人 来自内地

　　香港一直都是颠覆基地。从十九世纪末反清的革命党人、解放前反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冷战时的“反共”力量，到一九八九年后的“民运人士”，莫不利用华南这块不受中央管辖的英国殖民地来活动、来反对当时的中央政府。

　　颠覆之风古已有之，于今尤烈。以往反对者不论多么痛恨当权者，顶多是闹革命推翻现有政权，从未有分离分裂之意。最近反对派直接打出“港独”旗号，或以“本土自决”为幌子暗渡陈仓，这种现象没有发生在殖民地时期，反而出现在特区时代，并非没有原因。

　　在殖民地时期，纵使伦敦和港英政府对中国没有好感，但为了保障英方在港统治利益，实际上并不希望香港成为威胁北京的桥头堡，否则惹起反弹只会自讨没趣。大体上，发表反清或“反共”言论可以，行动则受限制或遏止。如不准被清朝通缉的孙中山入境、限制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活动，或是禁止一些敏感的电影上映，显然英方无意过份剌激中国。“港独”既对殖民者无益，也不容于中国，因此英方从来不准多谈。

　　自英国人降旗回国后，要防止颠覆，只能靠在香港和内地设置机制。在一国两制下，《基本法》二十三条尤为重要，这一条明确规定特区政府应自行立法禁止叛国、分裂、煽动和颠覆。可是，特区政府2003年推动国家安全立法却一败涂地，迄今仍不敢旧事重提，让香港成为全中国唯一一个国家安全几乎真空之地(另一特别行政区澳门已通过二十三条)。“港独”在言论自由的包装下，开始冒出。

　　1997年之后，香港形式上回归了，但人心尚未回归。香港恒隆集团董事长陈启宗说起过一件既可笑又可悲的真人真事，十年前他问一班大学生：“作为香港人，我们的首都在哪里？”这问题明显是那些二十七、八岁本地优秀年轻人所没有想过的。等了好一会才有人说“中环”，另一人说“维多利亚港”，又有另一位说“我们没有首都”。众说纷纭，但大家都知道那些不是正确答案。最后一位女同学以怀疑的口吻说：“北京？”几经讨论，最后大家才勉强同意那是正确答案。

　　陈启宗说得对，要谈爱国，必须从国家意识谈起，没有国家意识何来爱国？在香港出生的人，绝大多数是没有多少国家意识的，理性、感性均缺了认知、认同。1997年前没有，今天更加乏善可陈，绝少港人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问题。

　　港人缺乏国家观念、不知国家安全为何物，其一后果是西方势力继续在港横行。说来讽刺，昔日英国人统治香港时，对中国还有所忌惮，今天港人治港反而对北京百无禁忌。香港长期处于西方阵营，港人惯于在西方轨迹上行走，唯西方马首是瞻，开口民主自由，闭口普世价值。既不知家国历史的坎坷，也不明百年沧桑的阵痛。对西方介入香港事务习以为常，对西方支持“占中”、在“立法会”寻找代理人视而不见，甚至乐见其成。难怪西方乐不思蜀，继续在港发功，力图把香港变成台湾、西藏、新疆、南海之外另一牵制北京的棋子。回归以来，香港诸事不顺，西方难辞其咎。

　　人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恨。港人欠缺国家观念，没有爱国情操，对内地无知冷漠不怀好感都是事实。可是，港人从来也没有仇恨内地。现在本土派贬斥中国人为“强国人”、辱骂内地同胞是“蝗虫”、甚至编造“香港民族论”幻想独立，这不是香港反对派历来的作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一向实际、不钻牛角尖的港人，突然被意识形态蒙闭至此，高谈阔论独立起来呢？

　　答案可以从提倡“港独”或自决的激进本土派身上找到：他们根本不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或者不是一般典型的香港人。

　　且看在春节旺角暴乱的前线人物梁天琦的例子。他是激进组织“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就读香港大学，参与暴乱令他一举成名，更在稍后的“立法会”补选中赢得超过66000票，虽落败但人气急升。由于香港法治程序耗时，虽然他已被控涉嫌触犯《公安条例》暴动罪，一天未定罪，他仍可以角逐今年九月的“立法会”选举。

　　梁天琦及支持者以反内地人闻名、骂他们为“蝗虫”、反水客、踢游客的行李。谁料补选过后，梁天琦自揭身世，母亲原来是新移民，来自湖北武汉，他一岁时随母来港定居。自己出生内地，反而变成反内地的急先锋，骂比自己后来者掠夺香港资源，如此荒谬虚伪，怪不得惹人责难。

　　据访问梁天琦的网媒称，他父亲是香港本地人，在中学教中国历史，去武汉考察时认识他的母亲，结婚后申请她来港，来港后一直做家庭主妇。梁母爱好中国文学，小时候就教他唐诗宋词，介绍他看钱钟书、沈从文的书。但中国对他而言，仍然很陌生。梁说：“明明我住的这里叫香港，大家都说我是香港人，我也没怎么回去过中国，我真的算中国人吗？”他这样回忆小时候的困惑。他记得5岁和13岁时，曾两次跟母亲回武汉，但除了看到下雪，自己对内地“没什么印象”。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梁天琦六岁，他说自己曾模糊地想过“为什么香港要回归中国”，“为什么原先香港的‘蓝色旗’会变成‘红色旗’”。

　　梁天琦受“反共”的父亲影响甚深。 “他‘反共’，但很爱国，每次投票都是投给民主党。”父亲特别喜欢研究从晚清、国民革命军北伐、民国建国，到日本抗战、国共内战的历史，从小在家里给儿子上历史课。 “爸爸的核心是‘反共’，他经常得出的结论是：经过前人革命努力，终于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但因为国共内战，共产党夺权，新中国民不聊生，贪污腐败。”梁天琦说自己多少从父亲那里遗传了“革命情怀”，中学时他同样选修中国历史。他说，读晚清史，读到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为抵抗外敌、挽救民族危机而发起“戊戌变法”，最终被杀牺牲时，他曾经哭了：“我心想：为什么我们老被人欺负？” 他没有解释“我们”是指谁。他后来考大学，选择香港大学，他说是因为“那里出了一个人，叫孙中山”。

　　梁天琦受父母灌输的思想，在香港肯定是异数。一般学生欠文学修养、历史知识贫乏，中国有多少个省份往往都说不出，更遑论被康梁感动。香港推行国民教育受阻，梁天琦具有一般港生没有的视野，原本可以让他出人头地，可惜他判断有误、走入歧途。

　　梁天琦其实并非例外，很多本土派的活跃人士也是新移民来港。岭南大学的罗冠聪是“占中”期间的学生领袖，曾任“专上学生联会”秘书长，现任新政团“香港众志”主席，他六岁时由母亲由广东省带来香港。激进团体“热血公民”成员郑锦满生于潮州，一岁时来港。刚卸任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的冯敬恩，去年多次带头冲击校委会，他在新加坡出生，母亲来自内地曾任职共青团，外公更是高干。

　　来自内地者比香港人更反内地、“反共”，打着红旗反红旗，真是奇怪。香港人对内地冷淡，虽不存爱国心，但也不会有强烈憎恶之情，所以从来未出现分离独立之议。反而是较了解国情者，或因自身或家人在内地的不幸遭遇，或因恨铁不成钢的自卑心理作崇，逆变为数典忘宗之辈，如此一念之差，实在亲痛仇快。也许他们觉得背负中国人身份的“原罪”，就要比其他人更仇视中国人，方可洗刷污垢罢。要做到比白纸更白，或是英谚所说的“要比教宗更神圣”啊！

　　我认识一位非常熟悉香港的内地学者，他的分析很有见地：“大陆去香港的人大多数都对共产党有特别的仇恨，其中一些人也确实在大陆遭受过苦难。他们比一般香港本地人对北京更仇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尽管从大陆跑到香港的人受过共产党的迫害，在政治上站在共产党的对立面，但是他们本身又难免受到共产党当年斗争文化的熏陶。结果这些人成为一种怪胎：他们本身是红色文化的受害者，但同时又是‘红旗下的蛋’。他们继承了当年共产党的斗争文化、土改文化和红卫兵文化。这批人比一般本地香港人更野蛮、更没有教养、更好斗。”

　　怪不得香港乱作一团了。除了西方继续在此兴风作浪之外，内地政治也越过深圳河南进港，利用一国两制的特殊空间，在香港做一些在内地无法堂而皇之做的事，给中央添烦添乱。特区政府碍于势弱，手上又没有保卫国家安全的法律，既不敢又不能用政治和法治对付捣乱分子（“占中”一役，有谁负上刑责？！） 。结果就是香港当下的乱局、僵局与败局。

　　“港独”虽不是由土生土长的人提倡，但如不消灭于萌芽状态，让其生根蔓延，像台独在台湾般茁壮成长，祸患无穷。香港人自以为聪明务实，必定心神领会，假若我们不自律而让井水常犯河水的话，后果会怎么样？值此14亿同胞奔向中国梦之时，他们是不会容许香港拖后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