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是我们所尊重和爱戴的领导人。他在疾病袭来甚至可能危及生命的时候，仍然坚守在他的岗位上。主持会议的赵紫阳在耀邦发病之后，立即叮嘱耀邦切不可起身走动，叫工作人员赶快请医生，在医生到达并开始工作后，决定中断会议，转移会场，以便为耀邦提供安静的抢救环境，这些都是事实。我作为目击者，有责任将亲眼所见讲出来，留给历史。本文摘自2012年第8期《炎黄春秋》，作者鲍彤，原题为《我所目击的胡耀邦发病经过》。
前几日，偶然间看到贵刊2010年第2期，上面刊有一篇王敏清局长的署名文章，题目为《我参与了抢救胡耀邦》。读过之后，感到文中所谈的当年胡耀邦同志发病和抢救经过不够完整，有的与事实有相当出入。作为当年耀邦同志发病现场的目击者之一，我认为有必要致函贵刊，对这一历史瞬间的事实加以厘清。
该文在前半部分，驳斥了几种社会上流传的关于胡耀邦同志发病过程的说法，认为他们说的不符合事实。为了“以正视听”，作者叙述了他的经历，说，“1989年4月8日中午12点15分，我……突然接到中南海打来的电话，说‘胡耀邦病倒在怀仁堂’”之后，立即乘车赶往中南海，参加了抢救胡耀邦的过程。作者说他“当时是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局局长、内科主任医师，又是第一时间到达中南海现场的当事人，并处理了抢救胡耀邦的全过程，直到把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病房。”对于作者的身份，我不是很清楚。仅就其上面叙述的经过来看，至少他没有参加那个“全过程”。因为，耀邦同志发病的时间，不是中午12点前后，而是比作者得到通知的时间早了两个小时甚至更早一些。
1989年4月8日上午9时，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听取教委党组起草的关于教育改革文件的汇报。作为政治局常委的政治秘书，我列席了会议。胡耀邦坐在椭圆桌这头，主持会议的赵紫阳坐在那头。我们这些列席会议的人员坐在后排，我所坐的位置距离耀邦同志仅3～4米左右。
会议刚开始不久，我估计不到10点，耀邦在座位上，一边捂着胸口，一边向紫阳挥手，说：“紫阳同志，我这里不太舒服，要请假……”紫阳见耀邦用手按着心口，就问：“你是不是心脏有病……”耀邦一边挣扎着想站起来，一边说：“过去我自己也不知道，上次出差……（我不记得耀邦是说‘湖南’还是‘江西’），他们（那里的医生）说我……”紫阳说：“你如果有心脏病，现在千万不要动，千万不要站起来，不要移动。”紫阳立即叫中办马上找医生。这时，耀邦已疼痛得说不出话了，靠在椅子里。紫阳问：“谁有心脏病的急救药？”政治局委员江泽民在座位上犹豫了一下，说，“哦，我有，我没有心脏病，从来不带这种东西，不过老伴一定要我带”，于是从包里找了一个急救包出来。可是在座的人都不知道急救药应该怎么用。这时，一位工作人员说，他知道，站起来讲解。
至于药是不是给耀邦服用了，我不清楚。反正中南海的保健医生、护士带着仪器药物很快就赶到了，立即投入抢救。又过了一会，看到医务人员在紧张工作，赵紫阳松了一口气，说：“我们腾地方，这里需要安静。为了保证对耀邦同志全力抢救，我们大家转移到勤政殿开会。抢救工作请家宝同志留在这里主持，有什么情况随时到勤政殿报告。”大家都依言迅速离开会场。后来，政治局会议快结束时，温家宝到勤政殿报告：“抢救过来了。”会议结束后，紫阳留下家宝，又详细询问了情况，叮嘱在可能时尽快转送医院。
这就是我所目击的胡耀邦同志发病的经过。这里，我想指出的是，贵刊所发的这篇文章中所谈到的，是作者在当天中午12点之后的经历，但是耀邦在两个小时前发病的第一时间，作者并没有在现场，他所了解的情况并不完整；他所否定和指斥为“臆造”的一些说法，有的是事实，有的与事实接近。
最重要的问题是，作者说，“我在做保健工作数十年期间，无数次的重病抢救中，从未见过有高层领导人在抢救现场指挥。”作者这些话，对其他人的抢救，想必符合事实，唯独不符合抢救胡耀邦的现场。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都在场，和我同坐在后排的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等列席会议的人员，都看到了，可以证明，大家都非常关心耀邦同志的安危。而且，作者还进一步说，“领导人我一个也没见到！难道他们见我来，都撤离了？”这句话不知道作者想说明什么问题。
胡耀邦同志是我们所尊重和爱戴的领导人。他在疾病袭来甚至可能危及生命的时候，仍然坚守在他的岗位上。主持会议的赵紫阳同志在耀邦发病之后，立即叮嘱耀邦切不可起身走动，叫工作人员赶快请医生，在医生到达并开始工作后，决定中断会议，转移会场，以便为耀邦提供安静的抢救环境，这些都是事实。我作为目击者，有责任将亲眼所见讲出来，留给历史。
2012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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