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亲自向他要贝利的签名足球

　　上世纪80年代，袁伟民率领女排，获得了历史性的“三连冠”，举国振奋，也成为袁伟民这个农家子弟入仕的重要契机。

　　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李梦华曾向本刊回忆，有一次，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接见他，把袁伟民也叫去了。当着二人的面，胡耀邦说，袁伟民做出了那么大的成绩，说明这个人是很有才能的啊，可以提拔当主任么！

　　时隔不久，中央组织部就过来考察袁伟民的情况，很快，新的任命就下来了：袁伟民从国家女排主教练被破格提拔为国家体委副主任，从副处直升四级。

　　袁伟民的回忆也颇具戏剧性：“决定用我的消息，最初是从国家围棋队里传出来的，那时候有的围棋手经常陪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打桥牌，他们回来以后有时候说一点儿在那种场合听到的话。后来，决定起用我的消息就这样传开了……”

　　袁伟民回忆：“在2000年4月1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到国家体育总局宣布对我和志坚（原国家体委党组书记）的任命前5天，也就是4月13日，我接到中组部电话，就知道了这个消息，并通知我在第二天4月14日上午10时去中南海……”

　　4天后，60岁、已经在体委大院干了将近40年的袁伟民，成了这里的最高掌门人。

　　兴奋剂风波

　　上任伊始，袁伟民遇到麻烦：备战悉尼奥运会的中国选手兴奋剂检测，有2名田径运动员尿检呈阳性，17名运动员血检超标，20名运动员血检疑似超标！

　　袁伟民的决定是，所有血检超标的中国运动员均不得参加悉尼奥运会！这让人们所熟知的某省女子中长跑队几乎全军覆没——他们获得奥运会参赛权的7名队员中，2人尿检呈阳性，4人血检超标。

　　决定宣布后，该省一位主要领导来电话和袁伟民谈血检问题。“电话打了50分钟，晚上到家，该省另一位主要领导又来电话，谈血检问题，电话打了25分钟，主要内容就是要求‘重检’，说再查有问题我们就不去，没有问题就去。”

　　第二天，该省的一位副书记和一位副省长，还有体育局局长专程来京找袁伟民，谈了两个小时。“副书记问题谈得比较客观，但另一位省领导好像对反兴奋剂的情况了解甚少，还说据她所知，国际上运动员都在用，意思是我们不用就吃亏了。”

　　不久，一位袁伟民的“上级领导两次给袁伟民打电话，一次40分钟，一次45分钟，潜台词都是转达有关方面希望‘高抬贵手’。”

　　《袁》一书写道，“那时的压力真大啊！因为没让去的运动员里，好几个是能拿金牌的。出了兴奋剂的问题是我的责任，成绩不好也是我的责任，如果因为兴奋剂问题影响了北京申奥，我还得多一条‘罪名’。再加上那么多领导找我，我也没听，我当时心想：大不了从悉尼回来我不干这个局长了！”

　　事实证明了袁伟民的判断，诋毁中国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媒体，开始赞赏中国的行动，而且悉尼奥运会的金牌数量也让袁伟民和高层领导开心。

　　人人谈足球

　　足球作为第一运动，全民喜爱，甚少人知晓的是，在中共高官群体中，也有着大批足球粉丝，其成败，几乎和作为足协主席的袁伟民仕途联系在了一起。

　　《袁》一书中透露，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期间，他带着中国足球队出征日本，结果，以两个进球战胜日本，首次取得奥运会门票，比赛时，参加党的十三大会议的代表们，几乎都在看电视直播。

　　那一次，他被选为中央委员。

　　中共十五大，开会第一天，江泽民总书记讲话，第二天，中国队对阵伊朗，中国先是2∶0领先，然后被对方连进4球，以2∶4失利。

　　当晚的餐桌上，十五大的代表们知道袁伟民是足协主席，纷纷和他聊起足球：“你那个足球怎么弄的，解散算了！”“这个戚务生（时任中国队主教练）最该撤！”“你袁伟民一世英名，这回可砸在足球上，别当那个足协主席了！”“臭脚！”

　　这场球结束后几天，十五大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从十三大开始连任两届中央委员的袁伟民，成了“差额选举”中的落选者，最后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按得票多少排在倒数第三位。

　　2002年6月袁伟民起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汇报。结果“只用了十几分钟讨论有关问题，之后，常委们就足球问题发表了很多意见”。

　　当时的情况是，日韩世界杯刚刚结束，中国队一球未进，扛着“大鸭蛋”从韩国怏怏回国，“常委们都看了电视转播，有感而发”。

　　江泽民首先表态：一是足球影响很大；二是不能只提“胜不骄、败不馁”了，“不管拿什么成绩出来；要赛出一种样子来”，三是各方面要支持体育事业，“我们授给伟民同志指挥权”。

　　朱镕基说，“足球要搞上去光靠钱不行，还是要讲爱国主义，讲‘三从一大’……”

　　李瑞环说：“中国足球的水平就是这样，你让它高也高不了，因为它没有这个本事，平时没有好好练，就是这个问题。”

　　作为总书记的江泽民，偶尔会给袁伟民打电话，电话中，他也会提到足球，有一次，他竟然为了小孙子，向袁伟民要贝利的签名足球：“伟民啊，听说球王贝利来中国了，你能不能找个足球请他签个名，我小孙子喜欢，拜托你了哦！”

　　后来，袁伟民搞到了有贝利签名的足球，派人给江泽民送去，江泽民亲自来电话向袁伟民表示感谢。

　　退休

　　《袁》一书写道，“江泽民和邓小平、胡耀邦一样，非常赏识袁伟民”。2001年11月11日第九届全运会在广州举行，在开幕式前接见外宾后的间隙，江泽民在休息室里和袁伟民聊了起来：“伟民啊，世界上有没有游泳速度最慢的世界纪录啊？我现在每天游800米，速度很慢，大概是……”

　　“呵呵，这我可没听说过，你坚持游泳这很好，而且你胖，浮力大，省劲；你还要有一些户外活动，比如散步之类。”

　　“换了别人，大多数人是绝对不敢当着总书记的面说他‘胖’的，更不敢主动涉及‘退’这个敏感问题，可袁伟民压根儿没怎么多想”。

　　2004年袁伟民踏进中南海的大门。

　　“伟民啊，这么多年了，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我们好像是同龄吧，都是1939年生的，你生日是几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曾庆红握着袁伟民的手，请他坐下后，来了这么一句开场白。

　　“我是7月8日的生日！”袁伟民说。

　　“哦，我们还是同年同月生的呢，我比你小10多天……”就这样，两人开始了聊天。曾庆红告诉袁伟民，关于他到了年龄下不下的问题，是经过反复考虑、研究做的决定。“从2004年到2008年还有4年，差不多一个任期，如果再延长一两年也得下，早下晚下都得下，最后还是认为不要延长好。”

　　最后，曾庆红征求袁伟民的意见：你退下来后，肚子里还装着那么多东西，海内外、体育界都认你啊！怎么把你的经验教训拿出来呢？帮助奥组委、体育总局……

　　袁伟民拒绝了：不用了，庆红同志，我已经离开了，还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好！

　　《袁》书提到，“2004年12月9日一宣布他退休离任，11日我就把办公室搬走了。”

　　“刘鹏过来找我，让我不要这么急着给他腾办公室，他有房子，而我实际上老早就已经把房子腾好了，书什么的早就一点点搬回家了。”袁伟民说。（作者陈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