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锣湾书店事件”的六大谜团

　　林荣基现在成了很多香港人的“英雄”，但他称自己不是英雄，肯为这个事件上街游行的几千港民才是“真英雄”。他并强调，自己能于本星期内“见埋传媒”，便开始工作；若找不回与图书相关工作，便去“送外卖”，他只想重过正常生活，做回一个普通港人。

　　“失踪”八个月之久的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取保候审返回香港后 ，以一场石破天惊的记者会详陈了失踪期间，在大陆遭遇的种种，从拘押、提审、被拍片、被要求指认禁书订户资料等全过程，并以决绝姿态推翻了此前的“认罪”行为。即便他想要回归正常生活，但围绕这个事件的谜团始终还是会被人提及，比如他究竟是否违法了，大陆执法部门是否违规羁押与限制他自由了，一国两制是否被压缩了……

　　在记者会上，林荣基多次强调内地执法人员如何对自己“执法”，又是如何在“有导演有台词”的情况下被迫“电视认罪”。但林荣基在整个过程中避开了一个关于他自身的问题，即是否确违反了大陆的相关法律。

　　在记者会上，林荣基多次强调内地执法人员如何对自己“执法”，又是如何在“有导演有台词”的情况下被迫“电视认罪”。但林荣基在整个过程中刻意避开了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他是否确违反了大陆的相关法律。

　　其实，林荣基在记者会上也间接承认了一些事实。比如林公开表示，不后悔向大陆邮寄那些非法的书籍，所以不想“出卖”那些邮寄读者的名单。但根据大陆警方早前公布的信息，林荣基在2012年9月就曾因为携带书籍进入大陆而受到了罗湖海关的行政处罚。此后也以伪装封面等办法，邮寄给大陆购书人，甚至在内地申办的银行卡收取书款。

　　只是香港当下的焦点不在于林荣基是否违犯了大陆的法律，在于大陆执法是否恰当，执法过程中是否保障了人权，大陆这种执法就是为了打击书商的非法经营，更为重要的，是否侵犯了一国两制与港人的自由。

　　如果林荣基在法律上被认定违反大陆的相关法律。那么，大陆对他本人的执法方法是否触动了一国两制的根本，是否限制了香港人的出版自由？从法律角度讲，大陆的确没有直接在香港压制出版自由，但在情理上的确给香港的政治八卦书籍的出版与发行造成了“威慑”。铜锣湾书店事件，只有不断披露更多的细节，才能判断政治与法律上究竟对香港与一国两制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是否如林荣基所说，“触及香港人的底线”。

　　疑点二：李波是“非自愿被带返内地”，还是以“自己的方式”前往大陆？

　　在这一问题上，两位当事人的说法南辕北辙。林荣基说，李波透露自己是“违反自己意愿被带走”，而且“希望尽快结束这件事”，“上面（中央政府）要求他（李波）办完公司业务要返回去”，但并无具体说明被何人带走。

　　而李波则反驳道，自己（在与林会面时）根本没提及怎样返回内地，更没有跟他说过“非自愿被带返内地”或类似的话。卷入铜锣湾事件之后，李波则多次自称是“用自己的方式偷渡去协助调查”。而林荣基则回应，李波是因为家人原因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被胁迫去大陆的，可以理解他的这种心情。

　　孰是孰非？外界不得而知。但香港绝大多数民众从情理上认为李波是被迫的，大陆执法部门跨境执法的可能性很高。但情理不能代表证据，如果李波此后依旧坚称是自愿返回大陆，从法律方面讲，当事人的口供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事实最后的真相是什么，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只有历史能解开。

　　疑点三：林荣基在韶关是否被完全限制自由，丧失基本人权，还是另有原因？

　　林荣基称今年三月开始被安排逗留在广东韶关，还获准在图书馆工作。林声称在此期间被监视居住，限制自由。但他的朋友，韶关图书馆馆长陈伟清说述，早前还与林一起到韶关丹霞山旅行及拍照。“空闲时，陈伟清邀请他到办公室聊天，他说自己很愉快，韶关很宜居，很喜欢韶关，更想在这里买房长期居住。”在得知林荣基返港之后的说法，他公开宣称要与林荣基当面对质。

　　林荣基在韶关期间是否被完全限制了自由，甚至连接打电话都要报告大陆执法人员？查阅大陆相关法律，如果他真的被大陆警方列入取保候审或正被调查期间，每日向当地警方报备是正常的法律程序。作为一名港民，他是否真的被完全限制自由，甚至与家人与朋友的正常沟通都要被监控？这些都需要更多的信息披露来印证。

　　疑点四：为何这么久不联络家人，还是自己不愿意联络？

　　过往在内地涉嫌违法的港人，大都能够在“消失”一段时间内致电家人或朋友，大陆的法律也有相关的法律程序，特别是针对国外人和港台人，超过24小时羁押就要通告大使馆或驻大陆机构，否则就会引来麻烦的外交风波。

　　根据林荣基讲述，他在被调查之初被迫签署“答应放弃通知家人”及“不聘请律师”的书面协议。单林“女朋友”却另有说辞。胡表示，直至去年10月，她与林荣基被内地公安机关拘捕，办案人员告知他们有聘请律师的权利，当时胡女考虑到林荣基有家庭，上有七旬父母，下有小孩，两人不想让家人知晓他们之间的关系，便提出不聘请律师，也不告知家人，只想尽快解决事情。

　　书店业务经理张志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今年3月与林荣基在深圳饭局见面时，林亦曾指自己与家人不和，希望公安帮助他在内地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从正常逻辑上分析，林荣基在广东韶关图书光临时帮工的几个月，即便被监视居住，也完全有时间和机会联络家人。基于此，到底林荣基是因为和妻儿关系不和、和“女朋友”一同被捕，所以才不联系家人，还是完全被限制了自由，“被迫不可联系家人”？

　　疑点五：大陆执法部门是否设置了专案组，还是中央级别的？

　　按照林荣基的说法，对方不是国安、军人、派出所人员，但听到他们是“中央专案组”的人。林荣基在接受西方媒体专访时，认定是“中央专案组”在办理此案。给出的理据是，“因为有一个跟我说的人，我由于2013年的时候带书出关，他就做了个记录的，我这一次也有看见他，他当时应该是国安局的，他现在可能是归中央专案组的。”但李波在脸书上却澄清道，这段期间，他配合调查的是宁波公安机关，没听说过“中央专案组”。

　　在中国内地，执法部门成立的专案组很多，在地方上就更不计其数。只要稍微涉及到较为严重的案件，或者对社会影响较大的事件，大都会以所谓专案组的形式予以查办。相信包括港人在内，基本认为铜锣湾书店事件，大陆几乎肯定会设置专案组。但究竟是不是中央级别的专案组，单凭他一面之言，恐怕相当牵强。谜面只有在大陆公开这个事件的报告或官方新闻稿中或才能寻觅到痕迹。很难想象，事件发展到这种局面，大陆会继续沉默。

　　疑点六：林荣基称李波已复制了客户资料交予“中央项目组”，为何“项目组”还要他到香港去取“硬件”？

　　林荣基在记者会上说，6月14日自己要求回港探望家人，但对方提出条件，要求他提交铜锣湾书店的寄书记录，制成硬盘带回内地，交给对方作为呈堂证供。但紧接着，林荣基又透露，李波回港之后曾把寄书资料的硬碟带回内地。内地现在已经有铜锣湾书店读者的订书记录，当中涉及500到600人，以内地人为主，涉事书籍有4,000多本。

　　李波随后在脸书上指出，他没有使用过铜锣湾书店的电脑，也没有影印任何顾客名单，不可能把名单交给公安。那么，李波究竟是否将资料（或者部分）交给过大陆警方，大陆为何又一次要求林荣基回港提交寄书记录？这样的细节对整个事件的清晰也是非常关键的。

　　当然还有一些看起来不太重要的细节需要不断澄清，才能更为理性的去分析与评判此次铜锣湾事件的真相。解开了以上这些疑点，笼罩在香港上空的阴霾才能渐次退去，才能为中港正在解决的结构性问题清除一些不必要的障碍。无论如何，化危机于契机，这是最重要的政治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