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月29日到6月30日，中国大陆迎来了又一轮大规模的省部级官员人事变动潮，在官方尚未公布的人事安排中，多方传言都指出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将改任中国人大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王儒林并非到龄下站，且调任山西以来整顿吏治还算得上是颇有成效，此番却突然传出被安排到一个二线岗位上，好多人都觉得非常意外。
不过有消息人士指出，王儒林惩治腐败的同时，在经济发展事务方面也存在较为严重的不作为现象。在领导干部尸位素餐已经成中共从中央到地方的心腹大患的背景下，如果王儒林的去向最终被证实，那么就加剧了人们对于“王儒林成为习近平整治‘为官不为’负面典型”的猜测。
此番人事变动涉及的省市有湖北、青海、江西、新疆、浙江、北京，涉及的中央部门有统战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官方通报中，骆惠宁从青海省委书记转战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同志不再担任山西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多方传言均指出，王儒林的下一站是中国人大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假如传言为真，那么王儒林的职务变动会让人颇感意外。当初从吉林以“救火队长”的身份，来到“塌方式腐败”的山西，王儒林肩负着整顿吏治的重任。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王儒林推出“三个一批”（甄别处理一批不廉洁、乱作为的干部，调整退出一批不胜任、不作为的干部，掌握使用一批敢担当、善作为的好干部），在大陆率先开启“不胜任现职的领导干部向下调整”的举措，处理了省内139名“应该下”、“必须下”的干部。对于空缺多达300人的省管干部岗位，王儒林坚持“先清理门户”，“不搞带病提拔”。截止2016年3月，新提拔的266名地方干部中，“还没有发现说情、打招呼、跑官、要官、拉票、贿选、买官、卖官的情况”，在重塑山西的政治生态上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王儒林的前任、被认为对山西“塌方式腐败”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的袁纯清，从山西省委书记的岗位上调离后转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尚属于“实权部门”的序列。而王儒林在距离退休年龄还有两年、整治山西官场成绩不俗的情况下，果真被调到人大系统的“闲职”岗位，两相对比之下，王儒林的“结局”还不如他的前任。
不过，山西由于之前的腐败问题严重，外界的关心大都集中在王儒林主抓的这一方面，在媒体端容易出彩。而现实可能还存在“B面”：据一位接近山西政府的人士向多维新闻记者透露，王儒林虽然在反腐上着力颇多，但在其他方面，尤其是事关经济发展的事项上，“有严重的不作为情况”，很多本应顺利开展的经济工作因此陷入停滞，在山西中层、基层干部中引发了相当的不满情绪。
此外，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在太原等地频繁发生的工人上访、新闻工作者上街讨薪等群体性事件，也都与相关问题迟迟得不到答复与解决有关，这位接近山西政府的人士认为“王儒林难辞其咎”。而在经济层面，王儒林更被认为“管的很少”、“无所建树”。山西已经连续几年在经济困境的泥潭中挣扎，2015年的GDP增速仅为3.1%，排名全国倒数第二；2016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长仅为3%，继续“稳居”倒数第二。
以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等为代表的超大型国企持续低迷，直接导致大批职工的生活水准直线下降。因为政府内部传出“王儒林不作为”的声音，很多老百姓将自己生活上这笔账算到了王儒林头上，以至于闹得山西当地民怨沸腾。关于这一说法，多维新闻记者从山西一家官媒内部某位不愿具名的人士那里得到了证实，其表示29日传出王儒林将调走的消息后，甚至在大街上都能听见老百姓议论“早调走早好”，可见怨气之深。
当然，以上这些来自山西当地的“舆情”，如同王儒林将去人大任职的传言一样，目前都还无法证实。不过在传言中，王儒林高调反腐背后“隐藏”着不作为的惰性一面，倒也正是十八大反腐风暴开始后，弥漫在整个中国官场中的一种风潮。中共高层对此早有察觉，习近平在2013年6月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2014年10月“整风运动”总结大会等多个场合，都曾对“为官不为”进行严肃批评；李克强更是因为官员的尸位素餐、碌碌无为，以及中央政策到处长一级就执行不下去的“中梗阻”而不止一次的拍了桌子，2015年两会时干脆将“为官不为”写入了一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
可随着时间推移，“不作为”的风潮非但没有收敛，反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有评论指出，“为官不为”已经成中共从中央到地方的心腹大患。于是在6月27的中共深改组第27次会议上，身为小组组长的习近平一改之前苦口婆心的劝说姿态，对中共官员系统首次撂下狠话“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还通过审议一份《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其中提出“对于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都要严肃追究责任，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两大动作释放出一种明确信号：淘汰那些跟不上新形势的官员。
习近平在之前的讲话中将“不作为”也视作腐败的一种，而“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这副“猛药”，让中共从严治党、肃清官场怠政风气的决心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王儒林当初带着中共高层的反腐嘱托来到山西，而且在重塑山西政治生态上确有成绩，但如果那些关于他不作为的传言确为事实，那么面对习近平的新要求，他的标签又成了掉队者。倘使王儒林这次被调离省份一把手、转任二线岗位的结果被证实，那么他就有成为习近平重拳集火“为官不为”负面典型的可能性：领导干部若是“不能为”、“不想为”、“不敢为”，就必须让贤，哪怕曾经有过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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