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2年9月28日移送司法，到2013年9月22日一审宣判，薄熙来案历时近一年。2014年12月5日6日零时移送司法，到2015年6月11日宣判，周永康案历时一年半。
尽管按照常规，从2015年7月20日被宣布移送司法，到2016年7月4日宣判，令计划案历时将近一年，本不足奇怪。尽管事前中共加紧清理中办已经释放了信号，但是在此时间节点，令计划被如此快刀斩乱麻地处理掉仍然令不少人意外。
为什么是这个节点？
每年夏季7、8月份，中共高层领导人都要集中在北戴河，这一直被外界视为是观察中国政治走向的风向标之一。中共选择这一时间节点来公布令计划案件最终结果，有一定的政治考量，或是为了在北戴河休假开始之前结束令案影响，也有益于抑制外界各类与北戴河相关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传闻消息。
曾有多个消息向多维新闻透露，北戴河休假期间不会出台任何政治或人事决定，更不会组织专门会议讨论外界所传的种种议题。有权威人士指出，除正常的政务工作外，国家的领导人也需要休息调整。在习近平的主导下，北戴河已经在改变所谓的“会议”模式，向度假、休闲彻底转变，最多是领导层之间的务虚沟通。
事实也正是如此，近两年的北戴河休假后，并未出现实质性的政治决策与行动。具体的政治动向，均出现在北戴河前夕。反腐相关的重大消息，同此次令案一样，都极为巧合的于北戴河前夕公布。以2015年为例，7月20日，官方通报，对令计划立案侦查，开除党籍。十天后，郭伯雄案也被通报了阶段性进展：依法被开除党籍，并被移送军事检察机关。 在人事方面亦是如此。近期的人事大换血已经波及江西、湖北、青海、新疆、江苏、浙江、山西等7省区。省委书记方面，山西省王儒林“提前”退役，调任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青海省委书记骆惠宁履任山西省委书记，其遗缺则由湖北省长王国生异地升迁；江西省委书记强卫也在此轮换血潮中折戟在63岁的年龄门槛上，遗缺则由省长鹿心社递补。
除上述地方外，中共中央机关也再添新成员，戴均良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此外，网信办易主，鲁炜去职，徐麟出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十八届中央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陈宝生，接班已满65岁的袁贵仁，成为新一任教育部党组书记，成为1949年以来第16任教育部长。
无独有偶，去年北戴河休假迫近之际，中央政治局三大常委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集中离京，会见21省的一把手；政治局委员刘延东、刘奇葆、范长龙等中央领导人密集分赴地方。同时，中共军队高级将领职务出现调整，其中，成都军区副政委张书国调任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3月前后离开南京军区陆军第31集团军并调入军委总部工作的王安龙已晋升为少将军衔；原沈阳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唐兴华调升第16集团军政治部主任。
可见，今年北戴河休假前夕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足以烘托出这种不同寻常或将转化为中国政治新常态的一种。有评论认为，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北戴河的政治色谱在悄然褪去。重大的人事变动都不会在北戴河期间讨论。
在公众意识里，所谓的休假，不过是中共领导人借此机会对种种问题进行非正式沟通、研讨并交换意见，统一思想，以便于将最后达成的成熟意见拿到中央全会上讨论。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在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上位之后，北戴河会议开始真正回归休闲度假的本位，更多的是“在过程中进行一些务虚的讨论，或者做一些人际关系的维护”。
而在此之前，处理迫在眉睫的政治隐患，避免北戴河时间争论，这一快刀斩乱麻的风格显示是符合中共“风格”的。
此外至于令计划本人的定罪，有评论说，刑未及死已是“万幸”。同周永康的“三重罪”相比，两人罪名基本重叠，唯独涉及国家秘密罪一项，令计划是更具主动性地“非法获取”，周永康则是“泄露”。让两人被判处最重刑罚的罪名皆为受贿。而对于滥用职权、泄密两项罪名，周永康的刑罚更重，也就是说犯罪情节更重。资料显示，周永康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孟川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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