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员一样，都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去战斗的先进分子。由于共产国际和宋庆龄本人的警惕性都非常高，宋庆龄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
30年代初期，宋庆龄曾解救出陈赓、廖承志、陈独秀等许多中共要人和革命者。1936年初，冯雪峰到上海领导地下党工作，宋庆龄请冯雪峰和潘汉年派一位中共党员在自己身边做秘书，负责她和中共地下党之间的联系，传递她为中共提供的南京国民党高层的情报。中共派来了李云同志。
潘汉年是中共地下党的著名领导人之一，他在1937年对宋庆龄有过这样的评价：“孙夫人坚定不移地与我党合作，她用她特殊身份、特殊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
据李云回忆，地下党由于电台被破获，无法和陕北的毛泽东及中央红军取得联系。宋庆龄帮助找来了张学良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并提供路费，地下党派号称“红色牧师”的董健吾前往陕北，由此接通了上海地下党和陕北红军的联系。
1936年3月，应毛泽东的请求，宋庆龄派去了美国医生马海德；6月又派去美国记者斯诺。11月，毛泽东又向宋庆龄借了5万美元。为了这5万美元，宋庆龄的身份差点暴露。在宋庆龄1937年1月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最高领导王明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同志：我必须向您报告以下情况，这些情况有可能威胁我的工作和损害我将来在中国可能与之有联系的任何运动。”由此可以看出，王明是知道宋庆龄共产党员身份的人之一。
宋庆龄入党后，共产国际为宋庆龄提供充足的经费，还派了美国人史沫特莱做她的英文秘书，后来又派奥地利人魏璐诗女士来协助工作。史沫特莱和魏璐诗都是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宋庆龄靠她俩和共产国际保持联系。魏璐诗和宋庆龄保持了终生的友谊。魏在中国去世后，在宋庆龄基金会主席黄华及其夫人何理良的帮助下，魏璐诗的墓地建在了宋庆龄陵园，位于宋庆龄墓地东20米处。1937年12月23日，宋庆龄为了躲避日军战火，带着秘书李云由上海到了香港。随着国共合作的开始，宋庆龄的工作重点由地下转向公开，继续支持帮助中国共产党及解放区的军民。从此，宋庆龄的共产党员档案锁在莫斯科苏共中央厚厚的保险柜里，70年后才得以解密。
我父亲在世时，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没有提到你？”父亲向我解释说：“我是秘密到陕北参加红军的。一旦斯诺的书公开出版，就会影响我在上海的中国朋友的安全。”后来我才知道，父亲说的“上海的中国朋友”就是宋庆龄。父亲当时就知道宋庆龄和共产党来往密切：她经常安排“一些人”在我父亲的诊所开会，还曾让父亲协助她买大量的医药器材送给苏区，并护送中共要员出国。后来，她又把我父亲送去参加红军，为陕北的军民治病。
年仅26岁的美国人马海德，之所以在参加红军半年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和当时已是共产党员的宋庆龄言传身教分不开。父亲革命的一生，源于共产党员宋庆龄同志的帮助和指引，我们永远感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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