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院士9月5日刊文称，中国今天应该建造大型对撞机，并一一反驳杨振宁的七条原因。
杨振宁反对理由一是造大加速器是无底洞，并以美国SSC为例。王贻芳则表示，美国SSC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当时的政府赤字且与国际空间站争夺经费、美国的两党政治斗争、德克萨斯与其它地区的区域竞争，还有管理不善、预算错误、造价飙升、国际合作不够等。预算超支并非SSC失败主要原因，而是政治因素。
美国SCC半途下马，导致该国高能物理研究失去了发现希格斯粒子的机会，失去了未来发展的基础和机遇，失去了国际领导地位，到现在还没有翻身。这个决定对美国的大科学研究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并使一代美国人失去了梦想的勇气。
而中国的政治与美国完全不同，对大工程建设实际上有其优越性，偶然性较小。今天的中国已经干了很多美国人不干、或干不了的事，未来这样的事还会有。
那么中国建造大型对撞机到底要多少钱？王贻芳表示，中国规划的对撞机分两步走：第一步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建设阶段，约在2022-2030年间，工程造价（不包括土地、“七通一平”等）约400亿人民币（1元约合0.1497美元）。
如果这第一步成功，CEPC有新物理的迹象，且高场磁铁所需新型超导材料技术成熟，其价格降到合理水平（比如~20元/千伏安米），就可以走第二步四分之三质子对撞机（SPPC）阶段，工程造价在1,000亿人民币以内，时间是在2040-2050年左右。
王贻芳强调中国需要建设大型对撞机（图源：Reuters/VCG）
这里如果减去国际贡献约30%，中国政府应该出资大约300亿人民币（每年30亿）和700亿人民币（每年70亿），但不包括未来的通货膨胀。
中国大型工程成功的案例很多，高能所建所40年以来，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散裂中子源、ADS注入器等超过亿元的大型加速器及探测器工程中，均按工期、指标完成，实际造价与预算相比，连5%都没有超。中国有成熟的估价、建造、管理经验。还有就是，不成熟（包括造价）不会启动，所以怎么会是无底洞呢 ?
杨振宁反对理由之二是对撞机不是燃眉之急，目前不宜考虑。王贻芳表示，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必须考虑当下和长远，不可偏废。清末的中国，人民富庶，GDP世界第一，虽然有能力购买枪炮，但不掌握科学，没有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后还是被动挨打，民生也无从谈起。在下一个五年计划开建大型对撞机，是中国在高能物理领域领先国际的一个难得的机遇。而这个机遇期的时间窗口只有10年，失去这个机会，下一次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杨振宁反对理由之三是挤压其他基础科学经费。王贻芳表示，中国的基础研究经费目前占研发经费的比重大约是5%，国际上发达国家一般是15%。所以从数字看，基础研究经费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大约每年1,000亿人民币以上），不存在挤压其他基础科学研究经费的情况。
杨振宁反对理由之四是“超对称粒子”和“量子引力化”尚未被发现。王贻芳表示现在就预言对撞机会发现或不会发现猜想中的粒子，有点过于武断了，这也不是国际高能物理学界的主流意见。
杨振宁反对理由之五是高能物理的大成就并没有实在好处。王贻芳表示第一阶段300亿人民币的投入（2022年起，每年30亿），至少使中国可以在以下技术方面实现国产化，并领先国际:高性能超导高频腔（应用于几乎所有的加速器）、高效率、大功率微波功率源（也可应用于雷达、广播、通讯、加速器等）、大型低温制冷机（也可应用于科研设施、火箭发动机、医疗设备等）、高速、抗辐照硅探测器、电子线路与芯片等。
同时中国还可以在精密机械、微波、真空、自动控制、数据获取与处理，计算机与网络通讯等技术方面领先国际，可以培养上千名顶尖的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引进上千名国际顶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形成一个国际化的科学中心。
杨振宁反对理由之六是高能所三十年来的成就不高。王贻芳表示，中国的科学家2012年在国际上独立地首次提出CEPC-SPPC的设想，得到国际上的积极响应与支持。至于中国人得诺贝尔奖，他觉得无法预料，也不是国家对基础科学投入的目的，更不是个人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他们追求的是对自然界的理解和掌握。
杨振宁反对理由之七是高能物理的前途不在大型加速器。王贻芳表示“新加速原理”确实是一个加速器发展的重要方向，也许将来（几十年内）能用于高能物理固定靶实验，或某些对束流品质要求不高的应用领域。在高能对撞机方面，无论是束流品质还是能量利用效率，都还有太长的路要走。在此期间，高能物理不能停止发展，等待这个新技术成熟。至于“几何理论”，或是“弦理论”，更是虚无缥缈，与实验有太多的距离，不是我们现在考虑的问题。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