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一直反对中国建高能加速器

　　大型强子对撞机（Large Hadron Collider，LHC）。来源：CERN

　　撰文 |黄庆桥（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 

　　9月4日，《知识分子》发表了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先生的《中国今天不宜建造大型对撞机》一文（链接见文末），9月5日，又发表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先生对杨振宁先生的回应《中国今天应该建造大型对撞机》一文（链接见文末）。在王先生一文最后一段写道：

　　高能物理的前途在哪里，见仁见智。中国现在没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但国际上有，而且很多，杨先生的看法显然与大家不同。不仅现在不同，过去几十年都不同。据有关资料，杨先生对高能物理的未来发展自60年代起就是悲观的，所以与粒子物理标准模型失之交臂。自70年代起就反对中国建造高能加速器。幸亏小平同志听从了李政道等其他著名科学家的建议，才有了今天的高能物理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及其重大成果，也有了我们的同步辐射光源、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平台为全国的科技界服务。面对未来，我们应该更多地听取科研一线新生代科学家的意见，他们才能引领我们的科技事业兴旺发达，领先国际。

　　以笔者愚见，王先生的这段话包含了很多意思，其中之一是杨振宁自1970年代起，就一直反对中国建高能加速器，但“幸亏小平同志听从了李政道等其他著名科学家的建议”。言外之意，杨振宁的反对是错误的，是没有价值的，并不为中国政府所采纳。笔者不是高能物理科学的前沿研究者，不敢妄论中国今天到底该不该建设超大型对撞机。

　　但是，作为一名科学史工作者，笔者考察历史发现，尽管杨振宁一直反对中国建设高能加速器，尽管中国政府在1980年代确实决定建设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杨振宁的观点就是完全错误的，就没有可取之处，也没有对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产生影响。事实恰恰相反，杨振宁关于中国暂时不要建设高能加速器的建议是雄辩有力的，同样给了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科学界以极大的启发，甚至影响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

　　1972年6月，杨振宁第二次回国。也即是在这次回国期间，杨振宁开始介入到中国高能加速器建设的争论之中。

　　当年7月4日，杨振宁应邀参加中科院组织的“高能物理发展与展望”座谈会，会上中国物理学家提出中国要建造大型高能加速器，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并在此过程中培养人才。出乎参加座谈会科学家意料的是，杨振宁在会上反对中国建造大型高能加速器，而且态度坚决。杨振宁的意见有理有据。他说：“拿几千万美元的投资来发展高能加速器，从中国工业发展来看，我很难投票赞成……中国去年的钢产量是2100万吨，可以等这个数字增加三倍以后再来讨论。这个数字是美国和苏联的六分之一，但美国和苏联的人口是中国的三分之二。中国有很多别的事情做，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贡献，但我不觉得应当就是在高能加速器方面。”

　　1972年的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奢谈建造大型加速器极不现实，而且当时高等教育几乎完全停滞，没有人才根本就不可能建成加速器。在杨振宁看来，中国当务之急是要恢复并发展教育，培养更多的人才。尽管中国科学家对杨振宁直言不讳的意见感到很不舒服，但杨振宁说的话确实很在理，对处于封闭状态中的中国科学家而言，无疑是一针清醒剂。

　　1973年，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正式成立，高能加速器建设也提上日程。1975年，国家批准建造400亿电子伏质子同步加速器；1978年国家改为批准建造500亿电子伏质子同步加速器，然后建造5000亿伏质子加速器，史称“八七工程”。

　　也就在“八七工程”上马的时候，杨振宁再次回国，并且“不识时务”地再次公开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加速器。1978年8月18日，邓小平和方毅接见杨振宁，会谈中，杨振宁明确表示自己反对祖国建造大型加速器，以至于邓小平在会见结束时指示在场的副总理方毅，专门组织专家再次与杨振宁详谈。8月19日下午，方毅率张文裕、周培源、吴有训、钱三强、朱洪元等著名物理学家再次与杨振宁座谈。虽然杨振宁坚持自己的反对意见，但“八七工程”上马已成既定事实。然而，好景不长，“八七工程”过于贪大求高，不幸被杨振宁言中，不符合中国实际，被迫下马，同时也遭到国内科学界其他学科的质疑，据说就有“我们这儿饭都吃不饱，高能物理所在那儿吃肥肉”的说法。

　　1980年1月，“文革”结束后中国举办的第一个国际大型学术会议——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召开，包括李政道、杨振宁在内的海内外华裔物理学家群贤毕至。会议期间，由李政道先生牵头拟就了一封致中国政府的信，呼吁中国政府继续支持建设高能加速器。杨振宁没有在联名信上签名。不仅如此，他还于当年3月12日给所有参会的科学家写了一封信，再次公开亮明自己的观点。他说：“中国的领导人和科学家已经十分清楚我的意见……我不能够无愧于心地去签署这个文件，因为我认为真正需要的不是我的签名，而是中国人民的签名。”这是目前笔者所见，杨振宁第三次公开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加速器。

　　1981年底，在经过更为理性、周全的论证与国际咨询之后，中国政府决定放弃建设大型质子同步加速器，改为建设规模较小的正负电子对撞机（李政道先生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笔者认为，杨振宁在此期间的反对意见也是发挥了作用的。

　　就在当年年底，杨振宁致信邓小平和方毅，全面阐述了自己对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观点。这封信影响很大，因而有必要详细介绍一下这封信的主体内容及有关情况。

　　杨振宁在信中深刻指出，中国的科学研究“倾向于走两个极端：或者太注意原理的研究，或者太注意产品的研究（制造与改良）。介于这两种研究之间的发展性研究似乎没有被注重。”“发展性研究是一种中期的投资，希望五年、十年或二十年内成果能增强社会生产力。这种投资我觉得是当前中国科技研究系统中十分脆弱的一个环节。” “原理的研究成果往往名气大，叫得响，而发展性的研究各工厂视为财富，不肯公开，所以在中国容易产生一个而错误的印象，以为美国原理研究经费比发展性的研究多得多。事实与此正相反。”杨振宁指出，美国的发展性研究经费大约是原理性研究经费的10倍。“原理的研究的社会支持在美国只是这30年才开始的。这个历史发展的顺序，先实际后原理，先短、中期后长期，这是由经济规律所决定的，绝对不是偶然的。”

　　在上述论证基础上，杨振宁认为中国应大力开展发展性研究，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必须承认，杨振宁的上述观点是非常精辟的，已经超越了就事论事的层面，转而从学理层面、中国实际以及汲取国际经验的角度，为中国科技发展提出了极具指导意义的建设性意见。

　　1981年12月28日，邓小平审阅了杨振宁的这封信，并作出重要批示：“由有关部门进行讨论，拟出方案。”由此可见，邓小平是非常重视这封信的内容的。又因杨振宁的这封信有理有据，不仅找准了中国科技发展的“痛点”，为中国科技战略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而且还有邓小平的明确批示，所以此信内容引起中国政府和科技界的广泛讨论。以至于《光明日报》于1982年3月5日以较大篇幅刊登了此信的主体内容，并特意加了一个“编者按”：“希望本文能引起国内科技界的重视，并欢迎大家就本文提出的问题发表意见。”这足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官方的态度，杨振宁的观点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通过上面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杨振宁的建议不仅产生了影响，而且影响的是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和当时中国的整个科学界。撇开政治，仅就1981年底杨振宁致邓小平和方毅的那封信的内容而言，即便是放在今天，这封信的内容同样不过时，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科技战略，是符合杨振宁这封信的观点的。

　　在当代中国，我们最缺的不是钱——尽管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就科学界而言，我们非常缺乏公开的理性的辩论机会和平台。真理越辩越明。不同意见的表达对于中国的科技发展而言，并不是坏事情，反而是件好事情。因为不同观点的碰撞，能让决策者听到不同的声音，进而能让中国的科技战略决策更加理性、务实、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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