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和美国华盛顿大学与德克萨斯大学篮球队队员在杭州合影（2015年11月10日）
到今年9月底为止，中国的海外投资总额已超过1.13万亿美元。但中国资本雄心勃勃的海外扩张计划，却被一项研究浇了一盆冷水。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在“大撒币时代”得考虑调整策略，否则其中援助贷款部分的投资将无法回收。
一、中国援贷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免费午餐
这个新报告叫做《加速增长与融资风险——中国在全球能源领域发展融资的收益与风险》（Fueling Growth and Financing Risk：The benefits and risks of China’s development finance in the global energy sector ）由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教授、全球经济治理倡议（GEGI）联席总监凯文·加拉格尔（Kevin Gallagher）、GEGI的罗赫尼·卡迈勒（Rohini Kamal）博士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永中博士共同完成。
该研究指出，目前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和中国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发放的国际发展融资额位列全球前两位，其提供的资金总量约等于排名3到8位的多边贷款机构的总和，且正在面临严峻的政治、社会和环境风险。该研究做了一项比较，2007年至2014年期间，这两家中国政策性银行为海外能源项目提供融资1180亿美元，与之相比，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及非洲开发银行四家共计发放能源贷款1190亿美元。
报告称，当前，这两家中国政策性银行正在为超过45座海外电厂提供融资，贷款支持资金达280亿美元。此外，国际气候政策中心（CPI）的研究人员表示，中国还计划为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俄罗斯及越南等国提供350亿至720亿美元贷款，用于新燃煤电厂的建设。该报告引述经合组织（OECD）的一项国家风险评级资料：获得世行能源项目融资最多的20个国家的平均得分为5.25（1代表低风险，10为高风险），大大低于中国提供贷款、未获得世行贷款的13个国家平均6.4的得分。
按照经合组织的衡量标准，中国在2013年到2015年期间发放的发展融资的前10个接收国中，有6个被认为是属于违约风险最大的国家。相比之下，世界银行在2011年到2015年期间的发展贷款的前10个接收国中，只有两个国家处于同一风险类别。
这篇报告的结论是：境外放贷激增已使中国政策性银行面临多个国家的违约风险。
二、国际经济形势及投资环境均发生变化
其实，国内前一段也有过相关报道，谈到十一五期间，中国企业海外矿业的失败率可能超过95%。没有上述研究的提醒，中国可能也得重新构建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合作方式，结束“大撒币”的援贷与投资不分的方式。
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的分析，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后，有17个新兴市场国家发生了28次主权信用违约。而这一次，该机构认为只有委内瑞拉违约的可能性大于10%。此外，牛津经济研究院的分析称，这26个国家中，有三分之一需要彻底改革财政结构，以减少对大宗商品的依赖，使公共财政重新达到平衡。这些国家是委内瑞拉、伊拉克、蒙古、安哥拉、赞比亚、尼日利亚、加蓬、阿尔及利亚和阿塞拜疆。
上述每个国家的能源和矿产都占到商品出口的四分之三左右，中国与之都有援助贷款与投资关系。以石油为例，目前油价每桶在50美元左右，削弱了借款国以石油作为抵押物的偿付贷款的能力，部分以石油作为抵押物的贷款已转变为不良贷款，中国为此与乍得、加纳、安哥拉等国家重新协商债务条款。
委内瑞拉经济崩溃，该国原油出口收入占其出口收入的96%，油价每下跌1美元，该国政府收入就减少7亿美元。自2007年以来，委内瑞拉在炼油厂、金矿及铁路等项目上共获得中国约650亿美元的贷款。但今年5月，委内瑞拉拖延支付约200亿至240亿美元未偿债务的本金，只支付利息。中国国内开始质疑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海外放贷及其风险评估，认为在向委内瑞拉放贷时没考虑该国的信用历史。有评论指出，中国领导人10年前与查韦斯发展密切外交关系时，委内瑞拉已经在过去30年曾经对海外债权人违约，并四次进行债务重组。目前，委内瑞拉的通胀率已高达800%左右，一些依靠中国资金建设的项目已被破坏或放弃，包括一条半途而废的高铁。长期美元短缺使加拉加斯无法付款给保障其石油供应流畅的部分承包商。由于中国的贷款以这些产量不断减少的石油为担保，北京方面对此深感不安。
三、中国外汇储备已囊中羞涩
中国外汇储备数量高居世界第一。目前虽然已从2014年6月30日的最高峰值 3.99万亿美元下降至今年9月的3.17万亿，但仍然高居世界第一。只是如今这“世界第一”却有说不出来的苦衷：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不稳，资本外流不仅成为常态，而且愈演愈烈。无论管理层如何管控，都无法扼制中国资本的加速外流。过去1年里，受到资本外流、海外投资以及汇率维稳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外汇储备急剧减少。而且剩余的这3万多亿中，有1万亿左右的美债，其余的也各有用途，不是外面想象的那样，放在银行金库中。
中金公司的研究人员今年5月发布了《中国到底需要多少外汇储备？》的研究，详细测算了一下，大概需要3个月进口覆盖0.42万亿美元，即在遭受冲击情况下进口可维持的时间；100%短期债务覆盖（0.92万亿美元），该指标衡量一国在危机时的外债偿还能力，这一指标超过其短期外债的361%。但弱项在于20%的M2覆盖（4.29万亿美元），中国外汇存储的指标是指在资本外逃情景下应对境内存款外流所需外储，中国外储仅为其M2存量的14.4%。综合来看，中金公司认为，所有指标都不错，但对M2覆盖不足可能是一个薄弱点。相应地，当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动摇时，压力可能主要来自资本账户下的外汇流出。
其实，为保持这3万多亿外汇储备，中国政府花了不少力气。比如想方设法增加个人每年兑换5万美元额度的障碍，不让外资自由撤离。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016年9月，日本经团联率日本经济界访华团到中国，要求设立接访窗口，统一处理海外企业撤出中国市场时的手续。日资撤出手续繁多，就是中国加强外汇管制的结果。前一向，德银出售华夏银行39亿美元的股份，当局要求该行分批汇出，而不是一次性汇出。
综上所述，中国政府向发展中国家“大撒币”这段“辉煌历史”行将结束。这并非中国政府自觉选择的路向，而是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使然。（作者何清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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