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解放军“第一军规”是这么来的

　　1937年10月12日，长征胜利刚刚1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处因逼婚不成而杀人的红军功臣黄克功死刑，行刑在延河边。

　　拥有严明的纪律，一直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判决，就是我军从严治军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治军之道，得之于严，失之于松。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党全面从严治党治军，展示出非凡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在改革强军的新征程上，我军面临的考验涉及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其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确保强军梦的实现，更需要我们每一名军人坚决做到军令如山、军纪如铁，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执行了铁的纪律，才使我军成为了铁的军队，成为了胜利之师。让历史的回音，激起我们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铮铮誓言。

　　揭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形成始末

　　“第一军规”：无往不胜的力量源泉

油画《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彭彬、何孔德、高虹作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是建立在政治自觉基础上的铁的纪律，是我军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它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我军革命斗争的历程不断发展完善。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毛泽东深知纪律是军队的命脉，是统一意志、规范行动、凝聚力量的重要保证。没有铁的纪律，再庞大的武装力量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再正确的决心意图也不易完全实现，再精良的武器装备也难以发挥作用。因此，他明确要求起义部队——工农革命军官兵对待人民群众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

　　部队中有许多官兵来自旧式军队，经常随意拿老百姓的财物，打骂老百姓。时值仲秋，正是山里红薯成熟的季节。行军路上，饥渴难耐的战士们看见路边田地里长着诱人的红薯，就毫不犹豫地连苗拔起，用衣袖胡乱揩去泥巴，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这引起了毛泽东深深的忧虑。因为他知道老百姓对那些烧、杀、掠、抢的旧军队历来是既害怕又痛恨，背地里骂他们是“丘八”，流传着“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顺口溜。所以要想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就一定要和当地百姓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取信于民。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无法建立起来的。

插画《一切缴获要归公》

　　毛泽东决心整肃军纪，将工农革命军建成一支真正代表工农利益、与旧军队有着根本区别的人民军队。几天后，在荆竹山雷打石上，他扳着手指，向全体官兵郑重地宣布了3条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

　　为了严明军纪，毛泽东经常深入连队，耐心地给战士们做教育。很快，部队的作风有了很大的转变，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在井冈山逐步站稳了脚跟。

　　然而时隔不久，新的问题又出现了。1928年1月，当工农革命军攻克遂川县城后，部队派人下乡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但有人不分青红皂白，将商人、小贩的货物统统没收，甚至连药铺里卖药的戥秤也拿走了。在遂川县草林圩，当地老百姓向毛泽东提意见：“工农革命军好是好，可是，他们借了我们的门板去睡觉，还回来的不是原来的那一块，我家的门板是斗榫的，斗不上号，害得我找门板找了几天。还有啊，战士们睡觉用过的稻草遍地都是，成了牛栏了。”

　　这些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1月24日，在遂川县城李家坪，他又向部队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为了解释这6条，毛泽东还特意说了一段类似绕口令的话：“损坏老百姓的东西，一定要赔偿。虽说打破了旧缸赔新缸，新缸不如旧缸光，但是赔了总比不赔好。”

　　正是在这样极其通俗朴素而又亲民爱民的军纪规范下，工农革命军渐渐摆脱掉残留在身上的旧军队的种种恶习，赢得了越来越多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连环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就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之际，3月初，中共湘南特委代表周鲁来到井冈山，贯彻中央的“左”倾盲动政策。他指责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并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命令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南下，参加湘南暴动。

　　3月12日，毛泽东率部从宁冈出发，于14日攻占湖南省酃县，随即进至中村整训。这时，部队中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又有所抬头，影响很不好。月底，部队到达桂东县沙田村。在这里，毛泽东向全体官兵正式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并将“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

　　开国少将龙开富在井冈山时期一直跟随在毛泽东左右，负责挑书籍和文件。他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我记得沙田圩背后有个沙滩湾，那湾湾里有些田，位于沙田圩街道不太远的东北方向。我们在那里集合开了会，主席站在田埂上讲了话，说没有纪律不成军队，没有统一指挥就不能打胜仗，然后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红四军在闽西转战期间，书写在永定县坎市裕源店商铺墙上的宣传语，成为反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最早文字记载。

　　4月，朱毛在井冈山会师，合编后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官兵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老百姓惊奇地发现，这支军队与只知欺压百姓的旧军队有着天壤之别。

　　一次行军途中，毛泽东得知有的红军战士因饥饿吃了农民地里的苞米。他立即通知部队集合，就地进行群众纪律教育，并亲自在一块竹牌上写道：“因为我军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苞米吃光了，违犯了纪律，现在把两元钱（光洋）埋在地里，请收下。”

　　不久，一首歌谣便在井冈山地区的老百姓中广为流传：“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

　　1929年1月，为打破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会剿”，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进军赣南闽西。6月10日，红四军由闽西旧县北上新泉进行休整，准备第三次攻打龙岩城。

官兵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

　　红四军之所以选择新泉作为休整的落脚点，除了因为这一带的群众基础好，粮食也比较充裕外，主要是看中了新泉三面环水一面依山、水陆通衢的独特地理优势。此外，集镇中连南河畔还有多眼温泉，可供红军官兵们洗澡。参加过新泉休整的开国上将萧克曾回忆：“新泉的温泉使战士们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恩赐，泡在温泉里嘻嘻哈哈无所不谈，洗去了长期征战的疲劳。”

　　一天，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走到连南河畔，看见不少红军战士脱得光溜溜的正在温泉里洗澡，岸上路过的妇女们只好羞涩地扭头走开。毛泽东眉头紧锁，对朱德说：“我看井冈山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应该加上‘洗澡避女人’这一条。”

　　朱德点头表示赞同。这时，陈毅联想到一些红军战士有随地大小便的陋习，便补充道：“再加上一条‘大便找厕所’。”

　　第二天，红四军政治部向全军官兵重申纪律，并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特意增加了两项注意，即“大便找厕所”“洗澡避女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此诞生。

　　红四军在闽西转战期间，曾到过永定县坎市。一天晚上，朱德和红四军司令部住进了坎市镇上一个名叫裕源店的商铺。只见店铺里那些并不白净平整的墙壁上，留下了许多红军指战员书写的宣传语。其中一条，特别引人注目：

　　“红军纪律最严明，要护工农们，大家的责任。买东西要公平，保护小商人，工农与兄弟，劳苦更相亲，说话要和气，开口不骂人，工农贫民劳苦群众个个来欢迎。出发和宿营，样样要记清，上门板，捆禾草，房子扫干净，借物要送还，损坏要赔人，大便找厕所，洗澡避女人。三条纪律，八项注意，大家照此行。”

　　据考证，这幅标语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反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文字记载。它完好无损地保留在裕源店的墙壁上近70年，静静地向人们诉说着那段永不磨灭的革命岁月，直到这座百年老店在1998年那场突如其来的洪水中轰然倒塌。所幸还有这幅标语的照片留存下来，成为历史见证。

　　毛泽东当时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语言通俗，是些既简单又好懂的短句，主要是考虑到红军官兵中文盲太多的缘故。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实践经验，逐步将“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将“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将“上门板”“捆铺草”，改为“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将“洗澡避女人”改为“不调戏妇女”，取消“大便找厕所”，增加“不搜俘虏腰包”，后又改为“不虐待俘虏”。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训令》，从此凝铸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铁一般的“第一军规”，成为这支军队无往不胜的力量源泉。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奥秘

　　为何同时被3名美国记者写进作品：

　　铁律·铁军·铁的战斗力

　　——从长征军令中探寻红军因纪律严明而兴的历史闻思

　　在人民军队的军歌中，有一首曾被斯诺、史沫特莱和索尔兹伯里等3位美国名记者不约而同地写进了各自的作品中。这首歌，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这3位美国记者还有一个相似之处：他们都曾报道过长征，用自己的笔和镜头向全世界介绍了那次二万五千里的伟大征途。

　　一首军歌与一场远征，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揭示了二者的联系，他于1936年8月底曾在甘肃省的豫旺县采访，访问过徐海东及其率领的红十五军团，发现部队都在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认为这就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打败红军的重要原因。

　　走近红军，这些外国记者发现了红军走向胜利的奥秘——铁的纪律。

　　今天，翻阅红军长征时期的一份份命令、计划、指示，从红军将士执律令如铁的动人故事中，我们依然可以探寻到“铁的纪律、铁的军队、铁的战斗力”三者之间永恒的奥秘。

　　不知道要去哪里，却始终“跟着走”——

　　三大纪律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

　　这是一份关于“何处去”的政治训令。

　　1934年12月底，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提出建立川黔边新苏区的行动方针。1935年1月3日，红军总政治部下发政治训令，对创建川黔边新苏区提出了新的要求。

　　提出创建川黔边新苏区，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变换落脚点的选择。湘江之战后，面对敌人的穷追和围堵，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强渡乌江，直逼遵义。

　　鲜为人知的是，长征期间，由于敌情不断变化，中央红军变换落脚点的选择一共达7次之多。

　　有人曾问几位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长征初期你们知道上哪里去吗？”这些老红军的回答如出一辙：“不知道，我只是跟着走。”邓小平对长征也只说了简单的3个字——“跟着走”！

　　“跟着走”，就是跟着党走，跟着命令走。尽管连续的行军和作战让人疲惫不堪，前面还有无数未知的危险，但在一条条军令面前，红军将士都能做到党指挥到哪里就打到哪里。

　　刑起于兵，师出以律。这种自觉性，是红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磨砺出来的政治自觉。

　　1928年4月，湖南桂东沙田村，毛泽东在这里谆谆教导红军战士说，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没有纪律是不行的，红军应该自觉遵守纪律。他掰着指头逐条逐项地向部队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由此开创了我军纪律建设的先河。

　　许多人对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卖公平”津津乐道，却忽略了从“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始终不变的第一条都是“一切行动听指挥”。

　　这种融入血脉的令行禁止，让红军在面对数十倍敌人的围剿追杀时，能够克服千难万险，最终转危为安。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

　　红军的密切协同与国民党军的貌合神离——

　　严治之军，所向披靡；无治之兵，百万无益

这是一份以“配合”为主题的战斗命令。

　　1936年8月26日，彭德怀根据中央决定签署9、10两月“配合二四方面军作战”的命令，明确了各兵团的任务部署。

　　翻开红军的作战命令，“配合”二字堪称高频词。有时是团与团的配合，有时是军团与军团的配合，有时甚至是方面军之间的配合。双方虽然山水相隔，但却能在统一的命令下默契协同。

　　为了掩护主力渡过金沙江，红五军团奉命阻击追兵，先是要求坚持三天三夜，后来改成六天六夜，最后是九天九夜。

　　反观围堵红军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兵力众多，却各怀鬼胎。

　　中央红军从于都出发，突破三道封锁线。蒋介石一再督促桂军围堵红军，“小诸葛”白崇禧却暗中定下“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策略。

　　有令不行，却在打自己的“小九九”，国民党军的“痼疾”在解放战争中同样“发作”。孟良崮一战，张灵甫的七十四师被围，友军近在咫尺却不愿倾力相救，蒋介石连发数封电报催促也未能改变战局。陈毅、粟裕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敢在国民党军的重围中“虎口拔牙”。

　　严治之军，所向披靡；无治之兵，百万无益。战场上的默契，来自纪律。铁的纪律，可以把一支军队凝聚成铁的队伍。

　　现代战争打的是联合作战，各军兵种间的协调配合要求更高更细。一台精密仪器，只有各个零部件严格按照流程和规则运转，整体才能稳定运行。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也只有依法遵令运转，才能真正发挥出战斗力。

　　危急关头败而不乱，为了胜利一无所惜——

　　红军“神”就“神”在纪律上

这是一份未能完成的作战计划。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迅速脱离敌军重兵压境的遵义地区，北渡长江到川西或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1935年1月20日，红军总司令部下达《野战军渡江作战计划》。

　　遗憾的是，红军进占赤水受挫，在土城又与尾追的川军陷入苦战，北渡长江的计划落空。

　　土城之战有多危急？当时，红军总司令朱德顶到了一线指挥，川军甚至攻到了中革军委指挥所的前沿……

　　苦战受挫，红军召开紧急会议，作出撤出战斗的决定，命令部队在敌人封锁渡口之前全力撤退，渡过赤水河。

　　今天，站在浊浪翻滚的赤水河畔，我们很难想象，那支疲惫不堪的“败军”是怎样完成了渡河。而这扣人心弦的场景，拉开了更为惊心动魄、堪称光彩神奇的“四渡赤水”的大幕。

　　检验一支军队的纪律性，不仅在得胜之时，也在兵败之际。败而不乱，这正是红军在一次次艰险考验面前靠“一切行动听指挥”锻造出的坚韧品格。

　　这种品格，让红军一次次创造奇迹。同一条赤水河，红军来来回回渡了四次，绕得追兵晕头转向。面对一次次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的敌人，红军只要行动稍有迟缓，就有可能陷入绝境。可以说，每一次渡河，都伴随着一道道急如星火的军令。

　　更难的在大渡河。

　　黄开湘、杨成武曾为一份命令倒吸了一口凉气——

　　黄、杨：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

　　这份命令意味着，红四团必须在一天之内奔袭一百二十公里的艰险山路。

　　千难万难，军令如山。杨成武说：“命令就是命令！”没有时间进行动员，红四团立即跑步前进。在一处较窄的河道，他们能够看到对岸打着火把增援泸定桥的川军。两条长龙在河岸两边“赛跑”了几十公里后，对方宿营了，而红四团继续奔袭，终于按时到达并夺取了泸定桥。

　　据一些老红军回忆，老百姓就是在红军夺取泸定桥后，开始称红军为“天兵天将”。

　　红军“神”在哪里？一是理想，二是纪律。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军队，必然军法如刀。一声令下，虽千万人吾往矣。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在那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面前，在一座座雪山和险关面前，会不会还有一个个奇迹诞生。

　　新时期，在强军兴军的新征程中，我们还要面对许多“大渡河”“腊子口”。没有“一切行动听指挥”的纪律性，在困难面前就有可能冲不过去。

　　“令严方可肃兵威，命重始于整纲纪。”习主席鲜明提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纳入依法治国总体布局，军队法治建设按下“快进键”、进入“快车道”。

　　夺取新长征的胜利，纪律二字不能丢。

　　有一种整编叫降职，有一种命令叫留下——

　　一切行动听指挥，重在“一切”，难在“一切”

这是80多年前的一次编制体制调整。

　　湘江之战后，中央红军锐减至3万余人，加之部队编制不适应长途转战的弊端明显暴露，中革军委决定对部队编制进行调整，于1934年12月13日发布命令，将第1、第2野战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

　　长征中，红军不断减员，部队不断整编缩编，高级将领不断转岗甚至降级。黄甦长征出发时是红八军团政委，过湘江后红八军团撤销，他降任红一军团一师政委，最后在直罗镇战斗中牺牲。

　　长征中，还有一种命令叫做留下。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前几天，中央要求陈毅留下指挥苏区军事行动。陈毅率领的部队不足三万人，其中至少一万人是伤员，而蒋介石部署的兵力超过二十万人。

　　即使留下来九死一生，陈毅仍然坚决地执行了命令。

　　在敌人的围剿下，这支部队只能分散在深山老林打游击。从1935年3月起到抗战爆发，由于失去了电台，加之国民党的封锁，陈毅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完全中断。1936年夏天，斯诺曾向毛泽东询问过留在苏区部队的消息，毛泽东回答说不知道。

　　也就是在那段艰难岁月，陈毅写下了“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这样刚毅的诗句。

　　接近云贵交界的时候，红三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罗明接到通知：留下来坚持地方工作。妻子谢小梅急切地问他：“为什么不让我们北上抗日？”罗明回答：“这是组织的需要。”

　　罗明和妻子几次被捕，受尽折磨，尽管侥幸逃脱，却失去了与党的联系。为了躲避抓捕，这对夫妻从贵阳一路流浪到了上海，后来又辗转返回广东老家投身抗日。

　　当年，红军中又何止一个陈毅、一个罗明？正是因为有无数在军令面前舍我服从的人，红军才能够一路突破险阻。

　　一切行动听指挥，重在“一切”，难在“一切”。不能有的行动听从、有的行动不听从，也不能对自己有利的命令就听从、自己不理解的命令就不听从。

　　如果红军将士在命令面前“打小算盘”，红军或许早已难免第二个“石达开”的命运。

　　今天，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正在推进，要解决的大都是长期积累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涉及权力的分配、利益的调整、体系的重塑，不可避免地要触动部分人的利益，推进起来不容易，必须依靠强有力的纪律来保证。

　　一切行动听指挥，是改革面前对每名军人的最基本要求。在军令面前，没有特殊人，任何人都必须无条件服从改革大局，决不能越过纪律自行其是。唯如此，我们才能不负使命、不负先辈，真正走好我们这一代人自己的长征路。

　　毛泽东从严拔“莠草”

边区报纸关于肖玉璧被判处死刑的报道。

　　1949年初，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相继胜利，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长江以北地区。

　　在全国胜利即将到来之际，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必须告诫全党警惕骄傲腐败，防止因胜利而骄傲、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等情绪的滋长。因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无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毛泽东的担心不是没有来由的。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甘宁边区后，就有一位名叫肖玉璧的昔日英雄最终蜕变为罪犯被枪决。

　　生于陕西省清涧县马家村的肖玉璧，贫苦出身，从小就给地主放马，受尽剥削压迫。1933年，他在家乡参加革命，成为红军陕甘游击队的一名战士。

　　在陕甘边根据地反“围剿”斗争中，肖玉璧作战勇敢，冲锋在前，多次负伤，很快就成为著名的战斗英雄。后来因伤势过重离开了心爱的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1939年，肖玉璧被调回延安，在边区贸易局任主管贸易的副局长。1940年初秋，由于多次负伤，加上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肖玉璧病倒了，住进了延安中央医院。

　　一天，毛泽东到医院看望住院的干部战士，见到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的肖玉璧，就关切地问医生：他患的是什么病？能治愈吗？医生指着肖玉璧肚子上的伤疤回答：他其实没有什么大病，是由于几处贯穿伤没处理好，造成消化功能弱化，再加上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致使身体过度虚弱。非常好治，只要吃一个月好饭就行了。

　　当了解到肖玉璧的英雄事迹，看到他身上疙疙瘩瘩的数十处伤疤后，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了，立即命令工作人员把中央配发给他的取奶证送来，由院方负责取奶供肖玉璧饮用。要知道，当时边区物资严重匮乏，就连毛泽东等中央首长，每天也只有半斤牛奶的特殊照顾。而小女儿李讷刚刚出生，正急需补充营养，但毛泽东还是毅然把牛奶全部送给了素不相识的肖玉璧，并一再嘱咐医护人员要照顾好这位战斗英雄。

　　很快，肖玉璧康复出院了。组织上为照顾他，决定安排他到家乡清涧县任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肖玉璧却暴跳如雷，认为组织安排不公。“我是有过战功的老红军，怎么也得分配与过去相当的职务级别，现在却让我当乡镇税务所所长！你们不答应，那我就直接去找毛主席！”

　　肖玉璧找到毛泽东，一味地摆自己的战功，说到激动处，竟扯开衣服露出满身的伤疤。毛泽东十分生气，严厉地批评他：要服从组织分配。肖玉璧只好悻悻而去。

　　从1941年开始，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残酷的“扫荡”“蚕食”，国民党政府也对八路军断绝粮饷，并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妄图困死、饿死八路军。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进入极端困难时期，“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毛泽东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同时在他起草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提出“厉行廉洁政治”，强调“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

　　就在边区军民为打破封锁、克服困难而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时，肖玉璧出事了。原来，他“满腹委屈”地上任后，总是以功臣自居，动不动就发脾气、训斥人。在金钱诱惑面前蜕化变质，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克扣公款，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粮、油偷偷倒卖给国民党军队，从中牟利。

　　肖玉璧被捕后，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陕甘宁高等法院经审查认为，肖玉璧身为边区公务人员，不能尽职责、廉洁奉公，利用职位实行贪污，克扣公款3050元，并携带款项和税票逃跑，叛变革命，此种行为对于边区模范政权之建立危害极大。依据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八项和第三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处被告人肖玉璧死刑。

　　肖玉璧不服判决，“不就几千块钱吗，就判我死刑，这也太重了！我要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要是知道了，肯定不会让我死！我对革命是有功的！”并要求面见时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林伯渠念及是老红军、战斗英雄，便同意了。

　　当林伯渠把肖玉璧的信转交给毛泽东时，毛泽东说：“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肖玉璧案在边区引起了强烈反响。1942年1月5日，《解放日报》专门发表评论，指出：“肖玉璧被判处死刑了，因为他贪污，开小差，为升官发财以至叛变了革命；虽然他还当过一些不小的‘官’——区主席、贸易局副局长、税务分局局长等等……我们一定要做到：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此案之后，陕甘宁边区的贪污腐化率猛然下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