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胡耀邦纪念讲话中消失的内容

　　纽约时报中文网11月16日刊发了原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周炜乐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胡耀邦”三个字背后的政治意涵变化，贯穿在他逝世后至今的27年间。在这期间，中共曾经发表过三次纪念胡耀邦的重要文献：第一次是1989年4月胡耀邦追悼会上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所致的悼词（以下简称“悼词”）；第二次是2005年11月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纪念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90周年讲话”）；最近一次为2015年11月习近平在百周年诞辰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百周年讲话”）。细读这三份文本，可以发现，三次纪念胡耀邦的时代背景和指导思想为胡耀邦的形象打上了不同的底色。

　27年过去，“胡耀邦”三个字被附上了不同的时代内涵(图源：AFP/VCG)

　　相较于悼词和90周年讲话，百周年讲话有几个提法消失。

　　一个是“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这一说法在悼词和90周年纪念讲话中均有提及，意指胡耀邦“按照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理论准备”。

　　同样消失的，还有90周年讲话曾提及的、由胡耀邦于1980年主持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份文件除了表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尤其强调发展党内民主、党内真正实行民主选举、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准则》提出，“发扬党内民主，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的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同时，“由于认识错误而讲错了话或者写了有错误的文章，不得认为是违反了党纪而给予处分。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

　　对于胡耀邦在党的民族政策方面贡献的肯定也在百周年讲话中消失。悼词中曾说：“他为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促进民族团结、繁荣民族经济文化，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90周年讲话也说胡耀邦“积极推进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宗教工作”，肯定他“为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而百周年话中提到的“民族”都是代指“中华民族”，并非少数民族，与“中国梦”、民族复兴的观点一致，并未对胡耀邦的少数民族政策做出评价。

　　文章特别提到，对比三次讲话，可以看出，百周年讲话更突出胡耀邦作为共产党员的良好作风和纪律性，而前两次讲话对于胡耀邦的个人品质、政策水平贡献展现得更充分。

　　胡耀邦的工作水平，在地方上已初见成果，其最突出的工作作风之一就是“反对浮夸”。90周年讲话还原了在60年代，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反对大跃进的态度。文中提到“在地方工作中，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反对浮夸，关心群众，扎实工作，推进了当地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此时的胡耀邦主张推动工农业生产、搞活经济，他在任的1965年也成为建国以来陕西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一年。

　　在90年纪念讲话中，胡耀邦是一位大胆革新的领导者，他“锐意改革”、“勇于创新”，“坚决拥护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推进改革开放进程倾注了大量心血。”而到了百周年讲话，他的突出品质变为“实事求是、勇于开拓的探索精神”和“求真务实、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胡耀邦就此隐去了“革新”的锋芒，成为一位脚踏实地的实干者。

　　文章最后称，同时，百周年讲话和前两篇相比，运用了更多形容词而非事迹以评价胡耀邦的品质。例如，用“夙夜在公、呕心沥血”评价其为了党和人民事业辛勤工作的状态，所作出的贡献则是“彪炳史册”。描述其如何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克服困难、拨乱反正，则用了“顶风破浪、披荆斩棘”。

　　胡耀邦注重学习、广泛涉猎的形象，更多地被前两次纪念讲话勾勒了出来：悼词中说他“光明磊落”、“谦虚好学”；90年讲话中，胡耀邦“博览群书，追求新知，不断丰富知识、增长才干，为我们树立了共产党人始终保持进取精神的榜样”，而以上评价在百年讲话中均未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