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左要防过 王岐山定论左右之争

      “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期间对当时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左右之争所下的定论，也是最后一次见于公开报道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对于“左右”的直接评价。从那之后，一旦中国再有关于左右的争论风起时，邓小平的这句话往往会被右派人士拿出作为“护身符”。

       从“主要是防左”到“防左是防过”

      要理解王岐山的这句话，就要放到他所阐述的语境中去解读。

      作为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政协上的讲话是以“从严治党”为主题而展开的。其中分别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自我监督”等方面进行了解读。在“全面从严治党要坚定‘四个自信’”这一部分中，王岐山重点谈到了“第一次提出并重点阐述了文化自信”，强调“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有理想但不理想化，防‘左’关键是防过，克服思想方法的片面性”。

       从这个语境中，我们或许可以做出两个结论研判：第一，王岐山“防‘左’关键是防过”的言论主要是在停留在从严治党层面；

       第二，不排除这是高层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的释放信号之举，即，今天中共“防左”主要要警惕“过激”，潜台词即中共自身的定位为适度的、温和的“左派”。

       为什么这么说？首先要理解这种言论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从1978年邓小平召开三中全会推动改革开放开始，到1992 年他最后一次重要露面这14年间，邓小平至少有三次强调左比右危险。

       第一次，1987 年4 月30 日，邓对来访的西班牙副首相格拉说：“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成功的，总的情况是好的，但不是说没有干扰。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见《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 1987年4月30日，《邓选》ⅢP. 229）

       第二次，1987 年7 月4 日，邓与孟加拉总统艾尔沙德谈到：“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左’的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建国后……我们吃亏都在‘左’。我们国家大，党的历史很长，建国也已经有三十八年，因此好多习惯势力不能低估”。（见《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1987年7月4日，《邓选》ⅢP.249）。

       第三次， 1992 年南巡谈话：“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就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见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邓选》ⅢP.375）

       但是今天“防‘左’关键是防过”这句话，则表达出最起码在今天中共高层眼里，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左翼政党，本身在政治光谱中就一定是“左”的，从执政思维到发展模式再到具体举措，也应该符合“左翼”政党的定位。

       但是所作所为一定不能“过激”，否则就会引发反右扩大化、文革那种历史悲剧。因此我们可以将王岐山的这番讲话视为中共对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发生“混淆”的左右之争、发展模式之争的一次“拨乱反正”。这里仍然要强调的是，因为中共本身是一个“左”的政党，因此其眼中的“正”或许正是外界眼中的“左”。

防“左”关键是防过，王岐山最新讲话释放重要信号（图源：新华社）

      绵延5年的左右之争终有阶段性定论

       其次，或许可以将王岐山这次表态看做是对从2011年由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之间，关于经济发展和收入再分配的“蛋糕论”所开始，迄今5年的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关于“左”、“右”争论的一次阶段性总结，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

       如果将左右之争仅仅视为意识形态之争，是一种片面的看法。中国的官员们也通常不会如在野的知识分子那样纠结于这种细枝末节。左右之争体现在官场上的时候，往往是以“发展模式之争”的面貌出现。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国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收入大幅增长，但也引发了贫富差距拉大及一系列相关的社会问题，“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冲突不断涌现，这些不同领域，不同程度的矛盾被概括为“左右之争”。

       以司马南、孔庆东为代表的一批左派学者，以恢复社会主义这一制度的尊严与道路作为底色，间以建国以来历史与领袖的褒赞的思潮，在公共政策上怀疑邓小平及其后续者主张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政策，认为多项改革的弊端都来源于自由化，而身体力行的一大批现任官员则有“买办”性质，出卖中国利益。

       他们认为，经济上的自由化给人民生活带来了诸多苦难。在历史评价上，这些左派学者认为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正义、社会平等、生活福利远好于改革开放后，社会中的新问题来自无产阶级专政的减弱。在自我评价上，他们将自身看作爱国者和毛主义拥护者，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

       而以茅于轼、李承鹏等为代表的一批右派知识分子，则本着以自由主义作为前驱，兼谈法律制度的建设与人道主义的施行，带着不容质疑与缺乏宽容的质素怀疑左派过于崇毛将把中国带回“文革”。

       他们认为崇拜毛的绝大多数民众，主要就基于信仰的需要。信仰毛第一是路径依赖，能够接轨亲切记忆即接轨他们过往的精神资源；第二在当下的主流话语体系中，毛仍属于政治正确，并因为政治正确能够保障政治上的安全；第三是毛平均主义和造反有理的主张能够解释他们对现实的不满，能够满足他们抗议现实的需要。

对毛泽东时代的评价是中国左右两派学者的重要分歧（图源：AFP/VCG）

      从民间到朝野的思想碰撞

在中国朝堂之上，这种意识形态的左右之争也以平行轨道的情形相同存在。在2010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时任总理的温家宝称：“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经济来把蛋糕做大，但也可以借助合理的制度公平分配蛋糕。”

       意识形态的分裂于2011年底的口水战中浮现，时任广东省省长汪洋指出：“分蛋糕前必须把蛋糕做大。”他表示“经济持续发展”必须优先于其他任务。对此，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表示，“某些人认为，一个人在分蛋糕前必须把蛋糕做大，但这种做法是错的，因为如果蛋糕的分配不公平，那么就没人愿意去烤它。因此，我们不能把蛋糕做大。”

       在2011年重庆最受瞩目之时，这个西南边陲重镇一时被视作当年延安，薄本人曾被视作毛泽东的正统代言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重庆开始清算民营企业家的原罪、罔顾司法程序地大规模打黑，并且高举毛泽东理念中重要的“均贫富”旗号，由此在民间尤其在底层社会赢得共鸣，一时为薄熙来博取了巨大声望。

       今天就有大陆学者认为，回顾当时的情况，可以看出薄熙来在整合和提升毛泽东主义左派力量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前持这类思想的学者和民众规模并不小，但缺乏有魅力的领袖、明确的路线、统一的组织，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状态。

       重庆的崛起，解决了所有这些问题。重庆成了整个毛左的火车头，薄熙来成了一大批毛左学者心目中的“教主”。自此，在改革开放后沉寂了三十余年的毛左再次形成独立力量，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二次文革”的声浪甚嚣尘上。

       今天回顾整个“薄熙来事件”，在大陆学界讨论最为激烈的不在于其经济或法律层面的意义，而更多的在于其所代表的毛左思潮的抬头以及背后所反映的中国社会各种思想不断碰撞的现状。

薄熙来关于经济发展和收入再分配的“蛋糕论”曾引发热议（图源：Reuters/VCG）

       超脱与平衡术

       如果说在十八大之前，中国社会陷入发展失衡的困境，软弱的第四代班子只能用力维稳，提不出振奋人心的论述与形象来平衡左和右的争论。那在习近平上任之后，他展现出一种超脱左右的姿态来缓和朝野之间“左右之争”。

       一方面在党内讲话中不断通过类似“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一类的言论来力中共“左”的属性。

       又通过参加宪法三十周年大会，出席孔子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演说时高调宣称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括儒道墨法孙中山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等于将孔子与马克思并立，迎合中国部分新儒家与右派人士。即使在2016年，我们也能够看到中共在人权和产权问题上向右靠拢，但是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左翼化，例如对于党委领导的强调和言论上的强力管制。

       经过4年在意识形态上的维稳，中共明显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掌握了基本话语权。也更加明确了作为一个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根本目的政党，中共究竟应该以何种姿态展现给世人。那就是回归到“左的”、“社会主义的”的道路上来。

       王岐山的所谓“左的关键是不能过”，或许就是切题之意，需要引起政治观察人士的重视。至于接下来中共方面会否对此有更详细的阐述，还需要时间去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