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明珠和马云 谁说对了

董明珠、宗庆后与马云对撕

在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中，服务业所占比重高于制造业。例如，2014年英国服务业在GDP中的比例高达高达78.4%。相比之下，中国服务业的GDP占比只有50%出头。

这些年来，一些财经人士提出，“世界工厂”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附加值太低，以后应该将发展重点放在服务业上，服务业带动的经济比工业拉动更高级，服务业占比高被当作转型升级成功的标志，制造业对经济的意义不像以前那么大了，诸如此类等等。

董明珠在去年12月25日的《对话》栏目中，说年轻人愿意开网店不愿意干实体，对社会的冲击需要关注

然而，许多制造业企业的掌门人并不认同这种观点。

例如，格力电器的董明珠女士认为，90后都去开网店是很危险的，如果年轻人不学习技术知识，终将威胁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未来的中国经济，究竟应该仰仗包括虚拟经济在内的服务业，还是应该继续依靠作为实体经济支柱的制造业？

此前，网络经济代表人物马云提出“五个新”：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新技术和新能源，被娃哈哈的宗庆后直白怼了一句：我认为除了新技术以外，其他都是胡说八道。

宗庆后直白称，马云的“五新”除了新技术，其他都是胡说八道

马云不依不挠，“中国不是实体经济不行了，而是你的实体经济不行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不是对立关系”。

马云的后半句说的没错：发展服务业和发展制造业不能相互否定，但这二者确实涉及“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服务业高度依赖制造业

服务业可以大致分为面向企业的B2B服务（例如金融、咨询等），以及面向个人的B2C服务（例如快递、餐饮、娱乐等），这两者其实都高度依赖制造业。

要想明白这一点并不困难，但是需要一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路，将国民经济作为一个内部充满互动的整体加以研究，而不能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将国民经济各部门割裂开来看待。

快递、餐饮、娱乐等B2C服务业的收入，来源于城市居民的消费支出。城市居民得先有收入才有支出，而城市居民的收入，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恰恰是人力成本的支出。

由此可见，大型城市要想维持不错的经济格局，必须先有大型企业提供大量居民的收入来源；居民收入的一部分转化为消费支出，才能够支撑服务业的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中国强大的制造业支撑了B2C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因为只有制造业才能为大量城市人口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

如果制造业崩盘，大量城市居民就会丧失收入来源和消费能力，服务业的收入又从哪里来？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造成东北大量工业企业倒闭，使得数百万下岗职工处于贫困边缘；居民消费的萎缩使得东北地区难以培养出有影响力的服务业企业。

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也是一样，制造业的覆巢之下，安有服务业的完卵？

制造业对金融行业的支持作用被无视了

再说说B2B的服务业——许多人看到了金融行业对制造业的影响，却没有看到制造业对金融行业的支持作用。

放眼世界范围内的金融中心，除却作为“白手套”的瑞士和作为转口贸易枢纽的香港这两个特例，纽约、伦敦、法兰克福、东京等世界性金融中心都位于制造业强国，这些制造业强国的货币均拥有强大的国际结算功能。

金融中心其实是个资本投机的平台，如果所在国的本币不是强势货币，外国资本的投机活动极易造成汇率剧变，对所在国构成严重冲击，甚至导致财政崩溃。

泰国超前发展金融业的结果就是1997年被索罗斯等资本大鳄引爆了金融危机。一国政府要是不能保证本币坚挺，那就别琢磨打造什么金融中心了，要不然金融市场分分钟变成金融屠场。

强势货币的背后其实是强势制造业。强势货币有两方面含义，一是可以用于国际结算，二是能够维持汇率相对稳定，这两方面都与制造业的格局有关。

在金本位成为历史之后，只有制造业强国的货币才有资格成为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别人持有你的货币，总得图点什么吧？持有制造业强国的货币，可以用于购买被他们垄断的高科技产品和高端工业品。

从波音公司购买大飞机不都得用美元结算吗？哪怕是与美国的关系不怎么和谐的国家，也不得不储备一些美元外汇用于国际结算，冷战时期的苏联与现在的伊朗都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强大了，别的国家才愿意持有它的货币。

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制造业不发达，该国货币恐怕只能用来购买这个国家的原材料和农产品，持有该国货币的意义也就不大了——想想看，你揣着一堆蒙古的图格里克能买到啥？

另一方面，只有制造业强国才有能力维持本币汇率的稳定。要想发展金融市场，就要给资本提供一些投机的空间，但是过度投机又会反过头来吞噬金融市场。

所以金融市场的投机活动永远是把双刃剑，必须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绝对意义上的“金融自由”是自取灭亡。

一个国家要想建设和维持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就必须掌握强大的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如果有外国资本就想做空某国的货币，这个国家要想维持汇率稳定，就必须依靠充足的外汇储备。而积累外汇储备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出口大量制造业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