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捍卫中华民国”
1991~92年，在大陆仍被欧美国家封锁期间，我曾经计划至北大政治学系攻读，希望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前拿到博士学位，如此我就可以成为台大政治系学士+北大政治学博士第一人。
当时已与北大政治系的副主任联络多次，并到北京见面商谈。除了至北大念书外，我也将全额赞助其国家八五计划中、北大负责的第一套大陆完整的各级地方制度调查报告研究专书，共20余册(当时经费总估仅需新台币30万以内)。
但是考虑再三，最终决定放弃此一构想。为什么？因为当时东欧巨变、苏联也于1991年底崩溃裂解成15个国家，中国大陆显然已成为美国下一个欲肢解的头号目标。
我倒不是像大多数的世人与台湾人一样，因为对中共政权的统治稳定性没有信心而放弃至北大念书。相反的，我对中共是否能挺过此一难关是持乐观态度的，因为邓小平在1992年初南巡后仍决定继续走改革开放之大道。让我做放弃至北大就读决定的关键是：我对台湾政坛失去了信心！逼得我只好先留在台湾“捍卫中华民国”。
当时国民党的“外省非主流派”，正被李登辉的“本土主流派”各个击破、打的是丢盔弃甲。更糟糕的是，当时国民党的菁英们被李登辉的谎言迷惑，根本不知道其日本“皇民余孽”的身份、更不知其欲当“台独国父”的意识形态与企图。
李登辉暗地里联手民进党斗“外省非主流派”，并开放海外台独分子返台。这些台独分子于1991年召开了所谓的“第一届人民制宪会议”，主张将“国号”定为“台湾共和国”，并提出“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1994年于第二届“台湾人民制宪会议”中，更进一步选出新“国旗”《四族同心旗或称八菊旗》、新“国歌”《台湾翠青》。)
李登辉
1991年10月，民主进步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将“在基于‘国民主权原则’及台湾全体住民公民投票选择决定的条件下，建立‘主权独立’的‘台湾共和国’”列入其党纲中，此即《台独党纲》。绿营独派分子的这些种种动作，就是意欲趁当时台湾从威权过渡到全面民主化选举的当口，推翻“中华民国”体制，然后建立一个新“国家”——“台湾共和国”。
李登辉还煽起反中国的民粹情绪，藉由完全控制媒体(当时仅有无线电视三台与联合、中时、自由三大报系，而有线电视与拨号网络才刚刚起步)、并纵容地下电台纷纷设立与煽动言论(最出名者为许荣祺的“台湾之声”)。
40岁以上的台湾人应当都记得，当时台北市的出租车上几乎都挂着“台独八菊旗”，乘客被迫听着宣扬台独的地下电台，稍有不同意见，就会被司机言语恐吓甚至暴力相向。新闻报导中最常见的，就是有许多外省老伯伯因为讲国语就被公交车司机赶下车，甚至被打得头破血流。
光靠对内搞民粹还不够，要搞台独当然要争取外援、倚靠武力。虽然在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因“联中制苏”的战略需要，表面断绝对台军售，但背地里暗中扶持台湾发展IDF经国号战机。等到1992年苏联垮台之后，美国再无顾忌，协调欧美国家对台大幅军售。
台湾凭借着当时GDP总量几乎等于大陆一半的经济实力，以及两倍于大陆的军费支出，除了“自制”130架IDF外，还买了60架法国幻影-2000、150架美国F-16。光这些第三代战机就达到340架，更不要说还有法国拉法叶舰、荷兰潜艇等先进武器。而中国大陆当时的第三代战机仅刚买了48架的苏27，其余皆是歼五、歼六、歼七等第一、二代战机。
不用说，李登辉当时是信心满满——在全球民主化与天鹅绒革命取代威权政体的浪潮下，他一定可以轻易推翻“中华民国体制”然后将其改建为“台湾共和国”；同时中国大陆对此也将莫可奈何，因为形势比人强。中共如果胆敢对台动武，不但军事上讨不了便宜，反而必将引起美国、日本联手介入。届时，中国大陆好不容易稍加稳定的国内政治局面必又大乱，甚至中国最终将分裂成七块，台湾自然独立，他就是“台湾国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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