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放完假回来，朋友、同事们都在聊过年的见闻。
很多人都去了国外度假，比如美国、欧洲、澳洲、日本、东南亚等等。
不过从这些朋友的口中，小巴听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观点。
比如去美国的朋友们，有一部分说，美国的物价真便宜，下次去的时候还要多买点东西。他们比较了中美物价，小巴一听完，顿觉手痒，想出去购物，他们是这样比的：
注：小巴朋友的人均收入概念，是杭州，并不是全国。
美国人均 GDP 和收入都至少是中国的五、六倍，但很多消费品价格比中国还要便宜，物价看上去比中国一二线城市都要低。
当然，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另外一部分在美国生活或者旅行过的朋友告诉我，美国的物价真是贵。
在洛杉矶理个发要 20-30 刀，加上小费，换算成人民币，两三百块钱转眼没了，是杭州普通理发店的 5-10 倍；在芝加哥打个车，起步价
10 刀，计价表上的数字快速跳动，基本上是杭州的 5-10 倍。
在国内大学经常论斤称两卖的教科书，到了美国常常得使用复印版，而且哪怕复印版也要上百刀，中美间差距更是达到了几十倍。
反正是需要用到人力的地方，都贵得要命，很多活只能自己来干。小巴有好多位同学出国留学前在家都是饭来张口、衣开伸手，留学回来之后都成了生活达人，会烧菜、会理发、甚至会割草、会刷油漆。
对比这两种情况，我们总结一下，大概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美国的工业制成品比中国便宜，中国的优势则在于人工成本便宜。顺着这个思路下去，我们就会看到，中国的人力成本在快速增长，所以中国经济现在处于一个很麻烦的境况。
在小巴看来，这种观点也没什么问题，是很中正的说法。但是我们再深入一点分析，还可以有更多发现。
从中美相对价格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商品、服务等分为三类。
第一种在美国比中国便宜的，是全球贸易、进出口完全或者相对自由的东西。轻工业品比如 Made in China
的服装、玩具，电子产品比如 iPhone ，大工业品比如汽车等。
这一类东西，在经济学上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可贸易部门”的商品，遵从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价定律”（the law of one
price）。
一价定律在没有运输费用和官方贸易壁垒的自由竞争市场上，一件相同商品在不同国家出售，如果以同一种货币计价，其价格应是相等的，也被称为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
这一类成本优势，来自于全世界范围内的供应链配置。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可以只从事科技含量更高的环节，这些事情全世界只有少数国家能做到，利润率就相对高了。
而生产、组装这些环节，全世界能做的国家就多了，最终决定花落谁家的，是谁有决心把综合成本降到最低，这是残酷的价格战。
第二种，在美国也比中国便宜，虽然不是进口，但在本土可以规模化生产的东西。比如牛肉、玉米等农产品。美国地广人稀，农业集约化程度极高，可以凭借规模和效率的优势降低成本，拉低终端消费的价格。类似的例子，还有美国的航空业。举个反过来的例子，在中国比美国便宜的则是高铁。
第三种，在美国就比中国贵很多，是不能进口、不能规模化、只能小批次提供产品和服务，比如大部分服务业，包括餐饮、交通物流、理发、知识产权等等。
第二种和第三种，都是不能大规模进出口的（如果能够出口了，就自动划归到第一类），可以合成为“不可贸易部门”的商品。
同样 Made in China 的一双鞋子或者一条牛仔裤，它的价格=生产成本+流通成本。
其中生产成本是“可贸易部门”环节，是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转移和外包的，全世界之内的产业链竞争决定了其成本的同一性。美国生产成本高了，就到中国生产，中国生产成本高了，就到越南生产，如果越南生产成本高了，就再往别的国家转移，所有的生产自动流向生产成本最低的地方。
而流通成本则是本地化的，是“不可贸易部门”的环节，一双在中国卖的鞋子，只能在中国的高速公路上运输、中国的仓库里存储，才能最后到达中国人的手上，其他国家则无法代劳。
中国很多方面的物价之所以看上去很高，同一双鞋子、同一条裤子可能比美国、日本卖得更贵，并不在于生产成本，而在于昂贵的流通成本。
它的解决方式——其实这一个分类也告诉我们了——那就是从第三项向第二项转移。
比如网约车之于出租车，它们提供的服务从本质上而言，是一样的。但网约车、网约车平台以及监管部门的整个生态，通过创新突破了边界，以管理和制度上的创新将其可标准化，以技术上的创新将其可规模化，来提升其不可贸易环节的效率。
我们可以断言，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流通性行业，都可以借鉴这种手段来实现变革与转型，这就是该领域的 “供给侧改革”。
这些不可贸易环节的创新与升级，只能中国人自己来完成。大家也开动脑筋，说一说在自己身边的例子，有什么事情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展开创新，来提升某一个环节效率。再小的创新也能聚沙成塔，最终提升中国整个流通体系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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