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巨大，这也是印度反弹的原因之一。图为印度街头随处可见的中国手机广告标牌。（美国之音朱诺拍摄，2016年11月03日）
印度外交国务秘书苏杰生（S Jaishankar）一行2月22日结束了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印战略对话。《印度斯坦时报》（Hindustan Times）报道，在这次由苏杰生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共同主持的对话中，双方进行了长达5个多小时的会谈，两国官员都针对两国关系提出了各自关心且担忧的问题，努力强化双方的共同利益点，并保证继续在多个层面推动双边关系。
然而，观察人士认为，中印首次战略会谈并未能实现任何积极的成果，由于双方政府之间存在的信任缺失，以及从政府到民间都缺少对于对方的了解，两国之间的分歧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除。
大背景 印度总理莫迪2014年上台后，曾经与中国有过一段关系改善的蜜月期。早在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时，莫迪就曾经多次访问中国，亲眼看到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并将招商引资作为古吉拉特邦的首要大事，誓言将该邦建成“印度的广东”。2015年，莫迪作为总理访问中国，与中国领导人有过良好的互动，并进一步重申希望中国企业和资本进军印度。
此后，大量中国公司进入印度市场，双边贸易成倍增长。印度一些媒体呼吁印度政府借鉴中国的经验。印度积极加入了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成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股东。
印度在莫迪的治理下，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印度全国上下感受到“大国崛起”的步伐，开始放眼未来，希望印度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重要的角色。然而，2016年，中印两国关系走向僵化，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的计划受阻，中国反对将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激进组织头目马苏德·阿兹哈尔（Masood Azhar）列入国际恐怖分子黑名单。
印度感到在实现大国崛起的道路上受到中国的压制，随即开启了一些针对中国的反制手段 ---- 与美国、日本拉近关系，与越南进行军售和军事合作，邀请台湾立法委员访印，邀请达赖喇嘛访问中印边境争议地区，等等，表达对中国压制的不满，从而进一步恶化了中印关系。
贸易逆差
尽管中印之间的经贸关系已经成为双边关系中的一大亮点，但是贸易增长却难掩印度面对与中国的巨大贸易逆差所表露的失望情绪。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于2016财年达到526亿美元。虽然中国政府鼓励国内企业以投资来弥补印度的贸易逆差，小米、Oppo、华为等手机品牌也已经成为印度家喻户晓的名字，但印度希望增加对中国的出口。
印度的制造业基础薄弱，熟练技工缺乏。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 —— IT服务业又因为关注西方市场、而对进入中国行动迟缓。面对巨大的贸易赤字，加上政治上的因素，印度国内不时传出“抵制中国货”的声音，一些抵制活动甚至由莫迪所在的执政党成员发起。去年10月底，印度的盛大节日“排灯节”前夕，印度社交媒体发起了“抵制中国货”的运动。
这些“抵制中国货”的活动实际收效甚微，而中印之间贸易争端不断加剧。印度一家智库提出了中印经济互补性降低、竞争性增强的报告，旨在敦促政府限制中国产品的进口。印度政府对于中国产品在印度的倾销诉讼官司也越来越多，使印度成为针对中国产品实施惩罚性制裁案例第二多的国家。
缺乏互信
苏杰生在本次中印战略对话期间的一些言论重复了他于今年1月在新德里举行的“瑞辛纳对话”（Raisina Dialogue）会议上的观点，提出中巴经济走廊（CPEC）要途经印度所属的克什米尔地区是对印度主权的不尊重。
中巴经济走廊几年前开始酝酿并实施，其经过的克什米尔地区已被巴基斯坦实际控制了几十年。中国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学者刘宗义在媒体上撰文指出：“中国要求印度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而印度则提出所谓‘一个印度’，要求中国承认克什米尔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印度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就是增加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从印度针对中国压制所采取的一些手段来看，印度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充分。印度自以为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是可以用来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显然被印度高估了。在国际大环境下，印度的力量还不足以带动国际社会。
与此同时，中国对于印度的了解也十分有限。中国在大张旗鼓地推动“一带一路”的同时，对于印度具有相同野心的“香料之路”、“东向行动”、“印度制造”等国家战略甚少报道，更不用说主动参与。中国一直对印度参与“一带一路”的不积极态度颇有微词，却很少去理解印度作为一个地区大国、甚至自视为世界大国的自负心理和民族情绪。
中印两国的互信缺失更多的是印度缺乏对中国的信任，这种缺失从1962年的战争开始，到今天有越来越加剧的趋势。在双方之间未能建立持久的互信关系之前，中印之间的分歧无法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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