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赴港参加“四城文化交流会议”筹备会，与“东方之珠”有了一次亲密接触。有朋友问：香港是不是有些变化？此行有何感悟？我一时语塞。说实话，从表面化直接观感看，置身于香江之畔，维多利亚港湾两岸一派熟悉的繁荣景象，这座城市还是保留着一如既往的美好印象：街景干净、秩序井然，方便舒适、安静优雅，繁华富贵、活力充沛，市民素养好，国际化程度高，给人一种温情的亲近感。
可是近年来香港发生了占中、旺角暴乱、港警殴打占中者获刑2年、前特首涉贪案等一系列事件，不免令人产生疑惑：这座“东方遭遇西方”的城市怎么啦？面对这一问号，以我个人感悟，应该做一些发展演化的比较。
早在1990年新春佳节期间，我应邀来到深圳，采写记录特区建设10年发展变化的专著《深圳河告诉世界》。沿着当时的皇岗、岗厦、福田、罗湖、罗芳等边境村采访，这些村的村长都不约而同地带我到制高点、边境线，指着那如巨蟒一样静卧在山野天地之间的黑色铁丝网，叙说“这边”与“那边”的辛酸往事。
我用文字记录下当时的感受：铁丝网煞是壮观，尤其是到了夜晚，网顶端的白炽灯一齐放亮，形成一条沿着长深圳河长达20多公里的“火龙”，阻隔成“这边”与“那边”两个世界。
事实上，“这边”与“那边”原来是一家人，都是祖宗的山、祖宗的水、祖宗的田，来去自由，日子也过得差不多。后来，慢慢地两边有了距离，“这边”的人想往“那边”了，来去也不那么方便了，只是由于“那边”日子过得好，而“这边”呢闹政治搞斗争越折腾越穷，越穷越失去人心失去吸引力。
上世纪70年代末，香港一般工人月收入已达1500港元左右，大大高于内地。正是由于经济利益、物质生活上的巨大落差，曾经引发震惊世界的“逃港大风潮”，也拉开在深圳办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大幕。
1997年6月，我来到香江采访香港回归祖国盛典，亲身实地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随着7月1日那历史性神圣一刻的日益临近，洋溢在香江两岸的回归情越来越浓，香港同胞也特别注重辨别历史的是与非。英国在1841年1月25日强占港岛，当时侵略者把登陆点称为“占领峰”。对多数香港人来说这个地名已显陌生，在回归之际不少人或查历史书籍考证，或来到当年登陆点即今上环水坑口街附近的大笪地一带实地察看，铭记那段屈辱历史。
1997年香港回归
当时在香港，随意与哪位普通市民聊上几句，他们都会谈出自己的切身感受：历史地看问题，原本香港与内地差别不大，收入并不高，只是其后年年增长，尤其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增长更快。原因何在？是托了内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福。许多港人在接受采访时都说，没有中国内地的养育供应，没有香港人民的勤劳经营，就不会有繁荣的香港！当时香港菱电集团一位执行董事说，是“中国因素”带来了香港的稳定与繁荣，“我们是背靠大树好乘凉啊”！
时光飞逝。此次访港，再过三个月，香港将迎来回归祖国20周年庆典。与香港各界朋友交流，他们认为，说句公道话，这20年来香港在经济发展、财富增长、社会管理等各方面还是有明显进步。那为什么会发生一些冲突事件呢？
成因非常复杂，主要体现在：一是贫富差距，在资本与劳动两者关系上，资本权重力量大，社会财富增量朝着资本、富豪一方集聚，导致贫富差距有扩大趋势，带来社会不同阶层的分化撕裂；二是青春迷茫，高房价、高租金、高成本使80后、90后年轻人感到生活压力较大、发展前景欠佳，产生焦虑和抗争情绪；三是心态失衡，相比较于内地持续高速发展，香港发展速度明显缓慢，甚至于在GDP总量、劳动者收入等方面有被深圳赶超的趋势，使一些香港人心态感到有所失落。再加上全球大环境的格局变化，香港确实面临着发展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再过两天即3月26日，香港将产生新特首，这座城市以及生活在其间的社会各界都期待着。长和主席李嘉诚22日在业绩记者会上被问到下任特首应“落重药”还是“休养生息”，他发声表示新特首民望重要，应事事“急起直追”，又指特首与中央的合作关系很重要，新特首若能与中央沟通信任，可减无谓纷争，香港或可以短期内取得奇迹。对于社会撕裂等问题，他认为是人为的，可解决，更以“女娲补天”做比喻，认为可克服困难。
李嘉诚：寄望新特首“女娲补天”，克服撕裂
1940年来香港创业的李嘉诚，是伴随着香港成长的“一代人成为富豪”的代表，曾经是香港人勤劳奋斗的偶像，以往在香港关键时刻发声具有影响力。如今这位“老爷子”的形象只是代表资本一方，话语权明显不如从前。可是他表示对香港感情深厚，希望可再次看见令人引以为傲的香港，此刻发声无疑传递了人们对“东方之珠”的一种美好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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