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放弃邓时代思维 新加坡角色为何弱化

中国官员曾密集赴新加坡学习城市管理经验

　　中国大陆在社会管理方面正在建立自己的模式，而同为儒家文化圈里的新加坡，一度曾是“中国大陆官员培训地”的角色正在弱化。

　　政治观察人士指，中国大陆在邓小平时代制定的官员“外出”培训计划被执行了20多年，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反倒促成了北京认为“中国模式才是世界发展方向”，并且不遗余力地“正设法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榜样”——自我感觉的良好，让中国大陆审视外界的心理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邓小平时代：做个“好学者”

　　近40年来，新加坡之于中国大陆，一直担当着社会管理方面的“老师”，一切始于邓小平主政中国后，对新加坡社会管理水准的认同。

　　港媒报道称，20多年来，新加坡一直是中国官员海外培训的主要地点。新加坡总统陈庆炎在2015年访问中国时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约有5万名中国领导干部到新加坡学习城市管理、社会治理和公共管理等课程。

　　1978年，邓小平访问了新加坡，面对新加坡良好的社会秩序，这个在政治上曾经多次被打压后，终于获得了中国实际最高领导权的政治家认为“中国应该学习新加坡的经验”。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让中国几乎丧失了政府部门功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管理模式都是邓小平颇头疼的棘手事务。

　　邓小平后来被中国国内的各界人士公认为是“改革的总设计师”，其中，邓小平敏锐地发现，李光耀建立的新加坡管理模式很对自己的“胃口”。

　　作为政治家，邓小平具有非常复杂的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他出身于富庶的农业家庭，而少年时留学过法国，青年时在苏联停留过，回到中国后又跟随着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变成了一个职业军人，并最终成为中国当年的实际领导人。

　　观察人士指，邓小平丰富的履历和“国家改革设计师”的思维方式背后，既保留中国儒教（孔子被认为是创始人）的深度影响，又有急切引导中国变革的内在需求，新加坡在社会管理方面的理论和经验恰好符合中国“好学者”的所有需求。

　　真正发生中国大陆官员蜂拥至新加坡寻求灵感的状况是在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途中要求中国学习新加坡良好的社会秩序，经历了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事件的中国政府重新审视了“社会管理”的命题，而新加坡似乎再一次证明自己的经验“北京可以复制”。

　　据称，近20多年来，仅在新加坡的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就约有1400名中国官员从“市长班”毕业。研究生院还提供短期项目，培训了1.5万名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政府官员，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

　　美国媒体《美国之音》关注到，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主政后，“习近平希望走新加坡模式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他认为这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他个人的理想价值。”

　　不过，中国大陆对官员的培训转向了国内，而削减了将官员派遣到新加坡或其他国家进行培训的计划，被认为是北京“自我感觉良好”、“正设法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榜样”的具体行动。

　　正在建立北京的“新模式”

　　政治观察人士称，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最高领导人会放弃新加坡模式的效仿，但中国大陆已经习惯于“拷贝”（copy）后的“创新”——中国并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好，毕竟“创新”成为这个国家最流行和最有鼓惑力的词汇。

新加坡的管理模式符合邓小平的要求

　　新加坡模式一直被北京认同，政党形态上，新加坡模式符合中共的利益；政府高效、廉洁，正是现任中国最高领导人所期待的；新加坡国民的满意度高，也是北京试图承诺给中国大陆公民的施政目标——显而易见，北京没有理由放弃新加坡模式。

　　不过，新加坡在国际政治上的表现并不能让北京满意。

　　美国在奥巴马时代设定了“亚洲再平衡”战略，新加坡成为坚定支持者，这让北京非常不满。

　　特朗普（Donald Trump）就任美国总统后，新加坡政府亦步亦趋的行为又让北京大为光火，历经20多年后，北京有足够的自信自己培训官员，而在特朗普唱衰全球化后，习近平已经代表中国有意替代美国在经济全球化的领导角色，对新加坡减少，甚至可能停止派遣官员培训亦代表了北京的态度。

　　分析指，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影响了北京对自身的判断。中国大陆的自信心前所未有地延伸到了各个层面，这其中就包括了对社会管理层面的认知。

　　持续的反腐运动和政治意志的统一行动，已经让中国大陆走上了正在建立社会管理“新模式”的路径，深谙新加坡模式的内核后，北京开始了又一次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