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庆红朝野通吃内幕 十九大激战延伸海外

　　中共风雨飘摇之际，近期围绕十九大前激烈的党内博弈，暗战亦在海内外同时展开。而在海外舆论场中，近些年已有不少观点认为，做为江泽民智囊的曾庆红，这些年其势力在海外民运中渗透不容忽视，有关内幕早有所曝光。

　　6月9日，《新唐人》综合海外多个学者和民运人士早前的揭露，指即使在退休后曾庆红亦隐身幕后，在民运人士中布局多年，企图在中共政治变动中主导大局。同时，他还操纵海内外特务，渗透和控制了多数海外中文媒体和民运组织，操控他们反过来打击中国异议人士以及党内政敌习近平。

　　据《中国发展战略中心2004年新春文告》一文介绍，被共产党官僚们视为洪水猛兽的民运人士，曾庆红也会派人与他们接触，了解他们的想法，给他们提供帮助，并亲自批准一些海外民运人士回国。

　　据称，曾庆红的伪善和小恩小惠在一些政治异见人士中赢得了“开明”的口碑。曾被曾庆红亲自接见的上海学者李劫甚至相信，曾庆红正不计毁誉地私下催生着未来的民主中国，是中国未来的戈尔巴乔夫。这正是曾庆红希望达成的效果。

　　不过，曾庆红为江泽民出谋划策，最大手笔的都是为江泽民巩固权力，铲除异己，在政治改革上全无建树。

　　而且曾庆红本身老谋深算，野心也很大，并不满足于一直辅佐江泽民，而是有心问鼎权力顶峰的人。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前，他在面临退休的江泽民支持下，曾一度挑战胡锦涛，企图攫取最高权力，但最后功亏一篑。

　　2015年，旅美经济学家何清涟曾在美国之音刊文揭露曾庆红主导之下，中共对海内外异议人士的策略。

　　何清涟文章指出，2000年到2008年，在曾庆红主持下，对内，中共以“三个代表”理论营造了新阶级以扩大其统治基础；对外则大力推行大外宣，营造对中共更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对国内异议人士圈采用了渗透与引导的方式，让他们感觉似乎有“党内改革派”存在，将与民间异议互相呼应，促进中国政治改革；对海外民运则采取了收买与打压并用的方式，让本已溃不成军的民运圈更加形同散沙。

　　何清涟分析说，实现曾庆红式的控制并非易事，需要能人控制并灵活运用手下各路人马。当考虑到曾庆红的力量与网络在2009年之后介入了中共的权力斗争，并给习近平这位继位者造成了种种麻烦之时，“除恶务尽”，“不留空间”就成了习近平的主导思想。

　　2014年6月1日，前《人民日报》编辑吴学灿在美国旧金山民权研讨会也谈到，中共特务系统对内对外的渗透由来已久，到了江泽民时代，这种渗透更是发展到遍布各地、遍布各行各业。

　　吴学灿表示，将特务伪装成反对派，原本是为了监视反对派的活动。但是，发展到曾庆红和周永康时期，这反对派的头面人物几乎都被他们派出的特务控制，甚至本身就是特务了。

　　而目前，这些特务们的主要行动目标不再是真正的反对派，而是他们在中共内部的敌对势力。以反对派的名义对这些人发起攻击，既能有效地打击对手而且赢得不明真相的人们的理解和支持。即使万一不成功，也能嫁祸于反对派、败坏反对派的名声。而反对派或民运人士的身份，正是特工们最好的掩护身分。

　　1970年代初就从事民主运动的徐水良，在2015年的一篇博文中表示，大量向对立面和社会派特线是中共习惯。一般民众和民运多数人，对中共大量派特务的专业特点，几乎完全不懂，所以才使中共特务机构及其特线，有机可乘。

　　徐水良在博文中说，自己曾经对国内和海外民运人士270人进行摸底。这270人涵盖了国内外几乎所有最著名的民运人士。其中，迄今仍然无法判定属于哪个阵营的，有55人；基本（不是绝对）可以判定真正属于反对中共阵营的，有53人；基本（不是绝对）可以判定属于对方（中共）阵营的，有162人。我方（民运）人士与对方阵营之比，大约是1：3，中共特务占了75%。

　　徐水良在文章中表示，除了在民运组织上的渗透瓦解外，中共还牢牢控制了一切可能为民主运动所用的海内外资源。包括海内外几乎所有中文媒体。包括反对派媒体、台湾海外媒体甚至台湾岛内媒体，以及外国政府对中国的中文媒体。中共几乎完全掌控了侨界，包括台湾在海外的侨团。

　　他说，中共派出在海外的特线组织控制了几乎所有可能的反对派与西方国家西方主流社会的联系。正是由于中共及其庞大地下势力的欺骗，国际民主国家和文明社会，包括美国和台湾，对真实的中国大陆情况，尤其是对真实的海内外反对派情况，非常不了解。

　　2014年10月，徐水良又在“独立评论”网站发布文章指，在当年的香港占中运动中，中共内部大致分成三派，每一派在民运中都有代理人。再加上民运中真反共、真民运、真反对派——革命民主派，在民运中形成四个派别。

　　徐水良当时在文章中表示，江系，主要是曾庆红、周永康政法系，在香港问题上贩运他们的私货，企图制造混乱，挽救江系政法系曾庆红周永康薄熙来，赶习近平下台的企图，这个因素确实存在。